杭州江干区严家弄50号，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1900-1995）的出生地。夏衍旧居是一处仿江南建筑的院落，主要由展厅、八咏堂、蚕房、私塾、卧室等构成，整体风貌古朴简洁。走进旧居，院内爬山虎蔓延，时而有鸟儿飞过，蝴蝶歇息……

　　旧居卧室特别设有两间。东边一间是童年的居所，内置一张雕花大床，一张桌案，一个龙纹镶嵌玻璃镜的脸盆架，夏衍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西边的一间则是现代卧室，几件简单陈旧的家具，一张小木床，两个木柜，一个铁柜，两把柳条椅，这些家具均来自北京，为夏衍生前使用过。这些家具都是平常老百姓家里常见，最最普通不过了。但有一件木柜比较突出，此木柜外观高约96厘米，长152厘米，宽55厘米，共有宽度不同的抽屉19个，每个抽屉都是内深5厘米。柜子左右两边设有长木条，上面各分别有一铜锁扣，可以一起锁住所有的抽屉，设计巧妙。到底这些大小不一的抽屉放的是什么？

　　它不是简单的木柜，它所放的东西都是夏衍的“宝贝”！这就要从夏衍本人说起。夏衍曾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除了文学上的造诣，夏公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兴趣爱好涉猎极广。

　　其中一个爱好就是书画，搜求书画是他花费精力比较多的一个方面。1991年出版《夏衍珍藏书画选集》，叶浅予在序言中这样描述：夏衍爱画，工作之余或写作之暇，喜欢走琉璃厂画店，图饱眼福。夏衍自称，要把“扬州八怪”搜齐，而且必须件件精品，才算心满意足。2014年浙江博物馆举行“沈氏曾藏——夏衍先生捐献书画珍品展”，人们流连于难得一见的“扬州八怪”、齐白石作品等珍贵藏品。

　　夏衍与书画的缘分很深。20世纪50年代，任职文化部领导后，对文物、书画渐感兴趣，常去北京琉璃厂一带觅宝。

　　20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夏衍“自述文字系列”三部曲中，再版的《懒寻旧梦录》有自述：“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我还认识了好几位闻名已久的文艺界以外的新朋友，其中有梁思成、吴晗、侯德榜、朱洗……梁思成一再谈到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给了我很大启发。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阿英（又名钱杏邨，1930年加入“左联”，曾任常委，又任中国左翼同盟常委）不止一次陪我去逛了琉璃厂和隆福寺，他在旧书店里流连忘返，买旧书和碑帖，我则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爱上了‘扬州八怪’和齐白石。”

　　20世纪50年代后期，夏衍与白石老人过往甚密。每当夏衍带着崭新的钞票向老人买画时，白石老人都笑得合不拢嘴。许多书画，老人当场泼墨并题以“夏衍老弟”相称。夏衍收集到不少白石老人的晚年精品之作，如《贝叶秋蝉图》、《鼠子闹山馆图》等。

　　夏公对收藏书画有自己独特的视角。齐白石和“扬州八怪”一样，都是力主创新的画家。夏公在收集齐白石的画之后，进而顺理成章收起了“扬州八怪”的作品。我们知道当时的“扬州八怪”的作品艺术风格不被所谓的正统画派所认同，说他们都是画坛上不入流的“丑八怪”。夏衍则认为“扬州八怪”能独辟蹊径，不趋时流，每一个人都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创新精神，这在当时很不容易。他认为他们不但画品好，人品也好。人家说他们怪，其实一点也不怪，应该叫他们“扬州八家”为好。夏衍曾说：“收藏‘扬州八怪’的人不少，但收齐的不多，特别是高翔（1688—1753），传世作品很少。但我居然有3幅，其中高翔的《行书诗翰册》是浙江的陈叔通（1876—1966）割爱送给我的。郑板桥的《行书道情卷》，还有八怪之一汪士慎（1686—1759）的《墨梅长卷》，连著名的文博专家徐森玉（1881—1971）见后，都称运气太好了。当时有不少人和我一起跑琉璃厂，邓拓、田家英、阿英等，个人兴趣不同，收藏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夏衍所收藏的书画作品都是绝世珍品，放到现在可谓价值连城，某些人就说他收藏的眼光高，我认为夏公并非是对画的鉴赏水平或艺术追求的眼光高。我在思考的是他为什么收藏这些作品？也许是时代造就了他的艺术眼光，也许这些“另类”艺术家本身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与夏公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主张、艺术风貌及其创造性吸引了夏公，也许夏公更看重画背后的故事，追求更深层次的意义。

　　夏衍所有收藏中，有一件堪称国宝的文物就是纳兰性德手卷。这是夏衍于1961年在北京琉璃厂发现的，他一看到这件稀世珍品，当即就用刚收到的2000元稿酬买来了。这件作品是他在所有书画藏品中最珍爱的，为研究纳兰性德的生活与创作提供了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文革”期间，这一文物曾有过失而复得的经历，我想这大概是夏衍与此文物前世修来的缘分吧。

　　难得的是，夏公生前早已为这些宝贝盘算好了各自的归宿。夏衍孙女沈芸说：“我祖父一辈子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一生只为兴趣追索，懂物惜物，风雅自乐，但在国家大义面前，情怀慷慨，奉我全部。”

　　《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新增了夏衍10封首次集结公开出版的信札，其中就有夏衍当年捐赠自己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和邮品的想法、心境。如1989年，夏衍致陈坚同志信函中提到：“我搜藏的一些书画——主要是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等，约五十幅（册），曾向罗东同志提过，打算捐献给浙江博物馆，请你代为打听一下”。新增致方行同志信函：“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

　　夏衍是杭州人，但他曾在上海长期工作，对上海有深厚感情，所以1989年9月上海文博界的方行亲赴北京来接受纳兰手卷。接着同年10月，夏衍向浙江博物馆捐赠书画94件，其中扬州八怪34件，齐白石25件，此外，还有吴昌硕、陈衡恪、黄宾虹、张大千、谢稚柳等名家珍品。夏公对这些捐赠，以“仁和沈氏曾藏”之印，并特意请名家——齐燕铭（原文化部副部长）刻此收藏章，说明他从来没有想要据为己有，捐献国家之心早就有了的。

　　这些珍贵的书画，先前曾存放旧居卧室那张木柜中，确切地说是个特殊的画柜。如今画柜已空，但似乎依然散发着那一股书卷墨香，述说着夏衍高风亮节、可贵的精神品质。

　　作为夏衍出生地的江干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对传承和发扬夏衍精神形成共识。成立于2002年的夏衍研究会，常年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每年编印出版夏衍研究文集，凝练和推广夏衍人文精神，著名电影艺术家秦怡、戏剧理论家沈祖安等业界知名人士均是夏衍研究会的顾问。10月30日，就在夏公诞辰纪念日召开了研究会2016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