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主要是基于汉字的字形、字义、字象等特征，由中国传统中的题铭习惯和诗文里的对句逐步融合、发展而来。楹联的雏形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但我们今天所应用和欣赏的是具有格律化对偶特征的楹联，其形成期不应比近体诗的出现更早，与此前不具有格律化对偶特征的古体楹联相比，可称为新体楹联。本文所说的楹联主要指后者。

　　楹联与书法在共同的汉字平台上结合，不仅拥有广阔的生长空间，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一副楹联作品创作出来后，靠什么将其记录下来、呈现出来，进而放置在既定的载体上，其主要手段就是书写。而当楹联成为书家创作的文字内容和表现形式时，楹联书法也就随之诞生。它是中国书法艺术殿堂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卷、轴、册页、扇面等形式相比，不仅更具大众性和实用性，也更能体现汉字的字形、字象特色和文化魅力。作为书法艺术中的一个专门类型或书法研究中的一个学术概念，“楹联书法”不是“楹联”和“书法”随时随地的简单拼贴，而是有着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定形式、审美特征和创作方法，值得专门研究。

　　一、明代以前的楹联书法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新体楹联的诞生是在晚唐。但此前李邕题太平公主南庄联虽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也不能断然否定。就律诗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成为定式来看，当时李邕才三十出头，正为朝廷效力。太平公主于先天二年（713）因涉嫌谋反被玄宗赐死，那么李的题联肯定在此之前，大致是在景龙年间或其前后不远。也就是说，在律诗定型期间或稍前、稍后，李邕题写了这副比较工整的“流风入座飘歌扇，瀑水浸阶溅舞衣”联。从时序、条件方面看，有这个可能。且不是所有的七言联，都是从诗中摘句。李邕以文章“独步有唐四十年”，又为一代行书大家，董其昌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可谓推崇之至。其传世的著名书法作品都为书碑，如《麓山寺碑》《李思训碑》等。如果其题联得到证实，不仅能将新体楹联的出现提前到盛唐，以他的书法成就，也就给楹联书法设定了一个极高的起点。此后，李白、杜牧、温庭筠等都有题联作品，他们也都是书家，像杜牧的《张好好诗》更是晚唐名迹。这也表明了唐代士大夫文人的楹联书法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

　　五代是乱世，却产生了一些楹联佳作。据《宋代楹联辑要》所载，后蜀兵部尚书王瑶为孟昶御花园百花潭题联：“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不仅工整，而且贴切。又据北宋陶岳《五代史补》载，吴越时龙华寺僧契盈题碧波亭联“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亦称佳妙。但五代的书家如杨凝式、王文秉、李鄂及贯休等与楹联似乎没有产生明确的关系，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楹联书法创作成就较低。

　　宋代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朱熹、陆游等均参与了楹联创作，尤其是苏东坡和朱熹，前者有史料可考的作品就有几十副，后者的作品，仅梁章钜《楹联丛话·故事》中就收录有13副之多，足见当时楹联的盛行。就书法而言，宋四家中的三家都有楹联书法创作，且以东坡的作品数量最多；欧阳修、朱熹、陆游等又都是杰出的或具有个人特色的书家，这就使得宋代楹联书法的创作水平又回升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元代的赵孟頫、杨维祯等参与了楹联书法创作，尤其是赵孟頫，元世祖曾命其书殿上春联，其题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子昂过扬州迎月楼赵家，主人邀作春联，其题曰：“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虽然元代的楹联创作总体上并不繁荣，但有赵、杨在，楹联书法创作的水平就很难下滑。

　　二、明代的楹联书法

　　明代前期的楹联书法家首推朱元璋。朱元璋不仅大力提倡推广楹联，还自撰自书楹联。《金陵琐事》载：明太祖尝御书春联赐中山王徐达。《簪云楼杂说》云：“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腌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本文把朱元璋列为明代的首位楹联书法家，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代帝王，对于楹联及楹联书法的发展有推进之功，还在于其书法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水平。

　　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明代书家的楹联作品，比较早的恐怕要数明代前期到中期的沈周（1427—1509）、李东阳（1447—1516）、祝允明（1460—1526）、王宠（1494—1533）等。光绪二十六年吴隐辑录的《古今楹联汇刻》中收有吴门书家沈周、祝允明、王宠的楹联书法作品。苏州的拙政园、怡园中至今保留着祝允明撰书的对联“相与观所尚，时还读我书”、“竹月漫当局，松风如在弦”。此外，苏州天平山庄中的“花树宛转清风透，霞石玲珑瑞气开”、“老树阴浓新雨后，空山寂寞夜禅初”两联也极有可能是祝氏所写。李东阳传世的楹联书法作品，余德泉、鲁晓川主编的《湖南楹联》中收有“宝藏储山谷，题诗识汉人”行草书对联一副。学界一般将明代的书法划分为三个时期：从洪武时代到成化时代（1368—1487）为前期，从弘治时代到隆庆时代（1488—1572）为中期，从万历时代到明代灭亡（1573—1644）为后期。那么从时序来看，沈周、李东阳、祝允明的书法活动明显兼跨前期和中期，王宠则属于中期人物。在书法史的叙述中，一般把李东阳放在由明代前期书法向中期吴门书派过渡的位置上，而沈周作为吴门书派的先导或吴门书派领袖祝允明、文征明的前辈，虽然比李年长，但两人可算作同一时期的人物。在当时，李东阳不仅官至宰相，还开创了茶陵诗派，成为文坛领袖。《明史·李梦阳传》称：“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于书法一道，他在篆书、行草书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其篆书在明代书法史中具有较高位置，对当时和后世产生过一定影响。沈周作为吴门画派的领袖，其主要成就虽然在绘画方面，但他的书法越过明初和元人，取法黄庭坚，重拾宋人尚意书风，对吴门书派具有开启、引领之功。他也是苏州地区文学流派“吴中派”或“吴门诗派”的表人物之一，只是为画名、书名所掩。所以袁宏道感叹：“……画苑书法，精绝一时，诗文之长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征仲是也。”而祝枝山更是明代中期书法的主流——吴门书派的领袖之一，他是徐有贞的外孙、李应祯的女婿，虽九岁能诗，才华横溢，却一生仕途失意，晚年放浪形骸，甚至有些玩世不恭。但他于书法能集众家之长又有自己的创造，其小楷被誉为明代自宋克后能得晋法“正脉”者，行书则被称为“有明书家第一”，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诸体中最为突出的草书可以代表整个明代草书的水平。所以说“祝枝山书法的出现对吴门书派及晚明书法都有着深远影响，堪称明中叶书法发展史上的重镇”。王宠则是文征明高足弟子，诗、书、画造诣俱深，虽英年早逝，却以其旷达清新、超然出尘的书法创作，特别是小楷和行、草书，在吴门书派乃至整个明代书法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 此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明清楹联》中收有温如玉隶书对联一副，温的生卒年虽无确考，但他是明嘉靖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称得上明代中期人物。而该书中同时还收有徐渭（1521—1593）、祝世禄（1539—1610）、陈继儒（1558—1639）、赵宦光（1559—1625）的楹联作品，这四人都是明代中期到晚期的人物。

　　在以上人物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李东阳，因为他不仅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还是楹联发展史上一位传奇式人物，称得上大家。他对楹联发展的贡献一是在巧对中丰富了对联艺术的技巧和创作手法，二是推进、发展了“无情对”（就是上下联间只讲究字面相对，内容则各说各的，但往往能产生一种奇谲难料、回味不尽的妙趣）。

　　在书法史上，邓石如曾写过一副著名的长联：“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广陵潮，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青莲诗，摩诘画，右军书，左氏传，南华经，马迁史，薛涛笺，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其实这是李东阳的自题书斋联，邓只是书写者。

　　鉴于以上材料，对于楹联书法的研究，若从明代中期切入，应该说是有依据的。但黄惇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说：“在明代以前，书法的样式，主要为手卷和册页，也间有团扇、条幅等，经过明代的发展，手卷展为高头长卷，团扇外又增加折扇，并使折扇成为明人最有特色的样式之一……至晚明还出现了新样式——对联。”显然，黄先生认为楹联书法这一新样式是在明代晚期出现的。叶鹏飞在《书法与诗词十讲》中也说：“从目前全国各地博物馆的书法藏品来看，明代崇祯年以前的书法楹联还十分鲜见，就连晚明四家‘邢侗（1551—1612）、张瑞图（1570—1644）、米万钟（1570—1628）、董其昌（1555—1636）’中也只有张瑞图有楹联书法作品传世，这也说明此前将楹联书写作为书法艺术对待尚未普及……只有到了明末方被重视，并且迅速被书家所宠爱，成为书家创作所热衷的形式……”可见，叶氏的“明末”比黄惇先生的“晚明”还要迟。且叶鹏飞说从全国各地博物馆的藏品来看，晚明四家只有张瑞图有楹联书法作品传世。笔者无法考察全国各地各级博物馆的书法藏品，不能轻易对叶氏的说法提出疑问。但各代书家的传世作品，恐怕不尽在博物馆中。且不说博物馆外的其他收藏机构，一些私人的收藏就不能忽视，因为博物馆中的作品，也有许多是从民间征集或私人捐献的。因此，仅仅以博物馆中有无来裁定书家传世作品的有无，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董其昌的楹联书法作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历代名人楹联墨迹》就收有2副。而编者汪文娟在后记中说：“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从大量的资料和私人收藏家那里精选了自明代至现代已故名人的楹联作品五百多副，其中，部分尚属首次发表。”“在整个编选过程中，曾得到很多专家的指点和帮助：著名鉴赏家、书画家谢稚柳先生审阅了全部稿件，并为本集作序……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钱君匋、高式熊、沈培方先生也为之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笔者以为，有多位名家参与、把关，所选作品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董其昌出生在嘉靖年间，称得上明代中后期人物，不过他的书法事业主要是在明代后期。而明代中后期和后期人物留下的楹联书法墨迹明显要比明代中期以前多。前述《明清楹联》中，除收有明代中期、中后期温如玉、徐渭、祝世禄、陈继儒、赵宦光的作品外，还收有明代后期薛玉（明末）、左光斗（1575—1625）、宋珏（1576—1632）、范凤仁（明末）、葛应典（明末）的作品。至于收录的在明代生活10年以上再进入清代，而且有楹联书法作品传世的人就更多了。

　　前述《历代名人楹联墨迹》中除收有董其昌的作品外，还收有同时期徐渭、祝世禄、赵宦光的作品，以及明代后期张瑞图（1570—1641）、倪元璐（1593—1644）的作品，由明入清者则有孙承泽（1592—1676）、陈洪绶、傅山（1607—1684）、冒襄（1611—1693）、龚贤、郑簠、笪重光（1623—1692）、恽寿平。由此也能看出明代中期以后的传世楹联书法作品在逐渐增多。

　　台湾谢鸿轩先生号“千联斋主人”，收藏古今楹联书法作品极为丰富，生前曾选编《近代名贤墨迹》十二辑，收录1200家作品；又选编《近代名贤墨迹续篇》六集，收录600家作品。在这1800家中就包括明代的董其昌、卢象升（1600—1639），以及由明入清的方以智（1611—1671）、周亮工（1612—1672）、顾炎武（1613—1682）、査士标等。

　　就明代楹联的主要特征来看，有两点比较明显：其一，以五七言的短联为主，像陈继儒的九言联“东坡三万六千啸歌自得，子西一百四十静坐有馀”就算比较长了。其二，大部分作品只题单边款，即使题双边款或三边款的，文字也比较简略，少数作品甚至无款。这与清代及其以后楹联书法丰富、精彩的内容、形制、款识等相比，还显得单一甚至简略。但楹联书法的主要形式特征已经形成，作为一种书法创作类型也渐成规模，这不仅促使其自身在审美追求中不断发展，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书家参与创作，为其极盛期——清代楹联书法的到来做出了切实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