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宗元（公元1875－1932年），字贞壮，一字真长，别署迦持，晚号大至，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败落的富家。

　　史志记载诸宗元青年时嗜购书藏书，每到书肆，必购书以归，故所藏古籍、现代书甚多，更富古今名人字画。

　　他用化名在《民报》发表了多篇文章后终于加入了一度让他感到有些神秘的同盟会。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诸宗元与顾燮光合编出版了《译书经眼录》。

　　没有资料证明诸宗元在同盟会内认识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章太炎等领导人物，但他却结识了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文化名人，并于1909年在苏州成立了南社。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受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影响，取“操南音，不忘本”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写文章鼓吹革命是职责所在，赋诗抒怀是诗人的爱好，诸宗元为南社作出的贡献是别人所不可替代的。那时他还在江苏巡抚衙门当差，知苏州知府部署了兵丁欲一举擒获南社首领后大惊。诸宗元趁同僚无暇顾及，偷偷潜出辕门，一溜烟跑到陈去病处报信。陈去病迅速与柳亚子商议决定取消集会，在苏州的南社同人分散返回上海，避免了一次人员损失。

　　进入民国后，诸宗元为五斗米计，先后担任过浙江督军府秘书、电报局局长等职。游宦半生，诸宗元爱书购书藏书的习惯未改，藏书处有“大至阁”、“吾暇堂”等。据说他从江苏巡抚衙门附近的寓所搬家南迁时，仅书籍就装了一船。有道是多情总被情所累，1929年，诸宗元在杭州的寓所遭遇大火，所藏书籍几乎焚烧殆尽。其朋友李宣龚（字拔可）在余烬中只搜得明刻本《景德传灯录》《文稿》《拟山园全集》等三种。诸宗元痛心疾首， 54岁的他一夜之间须发皆白。自此诸宗元告别官场，到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业余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吾暇堂类稿》《箧书别录》《中国书学浅说》《红树室近代人物志》《书法徵》等。在那一时期，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涵芬楼珍本，其题署皆出自诸宗元手笔。

　　纵观诸宗元的人生轨迹，他的书画成就一般，没碰过篆刻，在出入官场和做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期间，他是以“同光体”诗风和南社的主要诗人闻名的。诸宗元的诗作主要收录在《大至阁诗稿》和《病起楼诗》两部诗集中。诸宗元的《答刘三见怀》诗内有两句非常著名：“小饮尚思秋禊乐，狂歌不畏市人讥”，评曰有豪侠气概。他的《过徐州》也颇见功力，诗曰：

　　北望寒云晓不牧，南归今始过徐州。

　　日光将出云奔马，风力初温渚泛鸥。

　　地画中原风尚僿，民居山碛气难柔。

　　半生乘障思为法，世论悠悠孰可谋？

　　柳亚子在《题诸贞壮〈病起楼诗〉》中评曰：“一病翻教吟笔健，先生毕竟是诗人。”名士冒鹤亭也说：“南社社友中，能和社外的诗家酬唱的，只有黄晦闻和诸宗元二人而已。”

　　诸宗元与西泠印社的交集始于他在苏州与吴昌硕的结识，介绍人即为杨天骥。据友人的回忆录记载，诸宗元去拜访吴昌硕时囊中羞涩，只买了一个长九厘米宽六厘米的白铜墨盒作礼物。他感觉不妥，于是请杨天骥写了“缶庐”二字，再请铜器作坊的师傅鑿刻。诸宗元是怀着忐忑前往吴昌硕寓所的，殊料缶翁见刻有“缶庐”的白铜墨盒非常喜欢，当即收他为徒。

　　诸宗元与苏曼殊亦为好友。苏曼殊（公元1884—1918年）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为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苏曼殊早年投身革命，是集情僧、诗僧、画僧于一身的奇僧，常与章炳麟、柳亚子等交游。他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不凡成就。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后柳亚子将其著作编成5卷本《苏曼殊全集》。1918年，苏曼殊在上海广慈医院逝世。六年后（1924年），由陈去病、徐自华、柳亚子等人营葬于孤山北麓。诸宗元参与料理苏曼殊的后事，在回忆文章中评曰：“曼殊入世不深，然通达世故。有所述作，往往痴黠杂出。喜曲宴，而不能与伎流相语，往往痴对。即坐处亦必择其常坐处，不肯移榻。吾常笑曰：‘和尚有律宗，君殆守律而不守戒耶。’”

　　诸宗元也是位好成人之美的君子。吴昌硕画派传人甚众，可在其中找不着一位能充任西席者。江苏南通的王个簃来上海，经朋友介绍，他先落脚于诸宗元处。在交谈中诸宗元发现这位27岁的年轻人学识修养均超乎时人，由此将其引荐入吴昌硕门下。经考察吴昌硕老先生也非常满意，于是先聘其为吴昌硕之孙吴致源的家庭教师，后随缶翁学画，朝夕随侍，得其精髓，为吴昌硕晚年得意弟子，享有出蓝之誉。

　　诸宗元随吴昌硕游并相伴终身，这交集于他们的诗画之缘。诸宗元请杨千里书白铜墨盒相赠而得吴昌硕欢喜，这仅仅是表面文章。想清末民初的上海城隍庙一带历代文物满坑满谷，吴昌硕又为一代书画篆刻大家，他什么宝贝没有见过？真正打动吴昌硕的是诸宗元的诗才。

　　缶翁与诸宗元结交，始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客居苏州之时，诸宗元当时是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瑞徵（恕斋）的幕僚，并协助柳亚子创建南社。是年缶翁66岁，诸宗元35岁，两人当属忘年之交。诸宗元回忆他们的交游情境时写道：他最初是在癖斯堂和吴昌硕相见，并在第二天拿诗来请益于吴昌硕，此后经常往来。没过几个月，诸宗元的诗作得到吴昌硕的认可，而且非常喜爱。

　　宣统二年夏，吴昌硕67岁，与诸宗元等友人沿长江至武汉，过黄河铁桥抵达北京。这是他最后一次远游。诸宗元此时年轻倜傥，每次宴请都请歌伎助兴，吴昌硕却还比较拘谨，只坐在一旁看看。但听了几次京剧后老先生喜欢上了这门艺术。晚年随着声名日盛，经济改善，吴昌硕也有更多机会与闲暇参与娱乐。他最喜爱谭鑫培、梅兰芳、荀慧生等名角的京戏，常常和友人结伴去剧场戏园看戏。他看戏很认真，每每危坐端视，默默揣摩节奏，用手轻打拍节，听得出神时脸上满是陶醉喜悦。直到80岁时，他还能坚持听到终场。他还爱听昆曲，也能唱几句。有时兴至，他就在家中画案前拍着板眼，用湖州土白唱起《长生殿·小宴》中“天淡云闲”的曲调。

　　诸宗元感念吴昌硕的知遇之恩，在书信中讨教诗艺者居多。诸宗元景仰吴昌硕的书画艺术，而吴昌硕则爱慕诸宗元的诗才。诸宗元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为吴昌硕写了首篇传记《缶庐先生小传》。全文如下：

　　先生以篆刻名于世，晚复肆力于书画，盖于文艺有笃嗜焉。书则篆法猎碣，而略参己意，虽隶真草率以篆糟之法出之；画则以松梅以兰竹以竹菊及杂卉为最着。间或作山水，摹佛像，写人物，大都自辟町畦，独立门户。其所宗述，则归墟于八大山人、大涤子、若金冬心、黄小松、高且园、李复堂、吴让之、赵悲庵辈，犹骆靳耳。于篆刻，研习为尤深。所用刀圆干与钝刃，异于常人用以治印者。分朱布白，结字构体，一本于秦汉印玺。宗元尝谓先生治印，当代诚无其匹，即王元章始创花乳石印以还镌削之妙，能齐于先生后，不数靓也。是以得者争藏弃之。先生复耽志于诗歌，奇气全溢，时以真朴排慕胜。宗元尝以拟杜于皇、吴野人，论者许为知言。文不苟作，然其考核金石，或自为书画题记，下笔攘锻数千言，虽工于文者，见辄叹服。盖先生始居于乡，既客海上，官吴一下，所与为师友者，如杨藐翁现、任伯年颐、施旭臣浴升、吴退楼云、谭仲修献、吴悟斋大激、潘郑斋祖荫之伦，皆为东南一时之雄彦，相与讨论评骘，故所得为独多也。

　　当时吴昌硕虽已70，但事业如日中天，于前一年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后又被推选为上海书画协会会长。诸宗元所写《缶庐先生小传》多次印行于吴昌硕的作品集中，传播影响很大，很多观点由是成为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