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本文时的编者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人的文化使命，历史会铭记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华民族曾历经兴盛与辉煌，也曾因落后而遭遇外强之欺凌，经过不懈努力，现今正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这个过程中，山河依旧壮，而中华文化却遭遇到了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强势冲击，我们应如何面对？该怎样自强？值得每一位中国艺术家扪心自问、深刻思考。

　　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本报开展了“中国画强元课题”，致力于推动作为中国美术核心的中国画成为世界美术“多元”中最强的一元。5年多来，该课题坚定不移地以“贯彻中央精神，推动中国美术界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民族艺术复兴”为宗旨，通过提出新的思想、理念以形成新的共识作为引领；通过提出中国当代美术大家新的评判标准，用于甄别、挖掘、推崇一批真正的国画大家和艺术思想家作为标杆旗帜；通过实践这个新的路径探索推动实现中国美术复兴，从而为中华文化复兴探索经验与打开突破口。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关注到了当代著名艺术家、艺术思想家周天黎女士，并从去年至今对其艺术成就和艺术思想作过多次的大篇幅报道。而每一篇文章的发表，都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认为在当前十分需要这样的人文艺术大家引领风气，发挥正能量，促进中国美术界、乃至文化界的精神递进。

　　怀有赤子之心、澎湃着艺术创作激情的周天黎，其精神家族中，有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屈原、嵇康、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唐伯虎、李清照、陆游、徐渭、八大、石涛、曹雪芹、郑板桥、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秋瑾、鲁迅、陈寅恪等等先贤巨擘，以及对世界一流优秀先进文化艺术思想的掌握吸收。她的绘画，灵性敏觉，创新求变，色墨相融，独具一格，在宋代绘画走到21世纪这个艰难的关节点之际，开创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她写艺论，哲理之辩，荡思八荒，坐看星云，独钓银河，启迪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对当代美术的发展进程产生着理论性影响。

　　中华文化复兴，需要艺术家担纲起艺术启蒙、审美感召和文化传承、创新发展重任，需要艺术家在此基础上用良知与民族精神来重塑民族之魂。

　　纤毫任几重，历经多少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道心微茫，苍苍莽莽，击壤不吟，南熏谁操？当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又何以立身？何以问艺？何以经世？岁月无声任去留，笔墨有情写人生，咫尺应须论万里。艺术家要做社会良知的监护者，做好社会道德结构中的坚实基石，要能够在灵与肉、正与邪、善与恶、惘与醒、义与利的矛盾对抗中，思考人生、生命和艺术的价值，升华自己的境界。

　　水墨不因陋斋浅，丹青总与山河壮。只专心专注于艺术本身的学问是不够的，需要涉进到人类社会文化这门整体学问，需要丰饶的文化精神和高贵的生命哲学作心灵的内涵。从而在更具深度的人文视野中去发掘艺术的价值，担纲起艺术启蒙、审美感召和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我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的生活意义离不开社会环境，艺术家的观照对象永远应该与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我认为有良知的艺术家无法回避对社会史的认识和反思。以及敏锐地感受到转型期的社会震荡与时代的矛盾危机，如此，在对客观对象的视觉体验和情绪生发中，在碑碣粉碎的谬颓浊浪里，在簪缨荆冠的痛苦加冕时，才能把握住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审美意义、才能具有超越一般画家们所认知的艺术感受。

　　中国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实际上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文艺术精神的深刻理解。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安《淮南子》、曹植《典论·论文》、肖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欧阳修《六一诗话》、王若虚《滹南诗话》、袁枚《随园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等，在道尽作诗填词的奥妙中，都包含着“诗言志”的人文求索。不充分认识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优秀的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是每一位中国艺术家文化的母亲，知所感戴，知所敬畏，知所赞美。不管是严峻的批判性审视，还是对开拓崛起的真诚建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的道义责任，在于捍卫和保持优秀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民族命运的存续和发展。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历史上许多次与外来文化的交汇中，中华文化都能兼收并蓄并成就了自身的博大。

　　人接纳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就是人接纳正面意义的正义价值与美好价值，而人文精神的强弱，决定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格局。因而，我首先用道与义为祖国承担义务。这个扰攘又精神缧绁的时代，十分需要人文艺术与艺术思想的震荡。

　　艺术家对社会、对人文的深入关照与责任担当，有助于生发宏大心志，促发创新激情，拓宽学术视野。

　　一个民族的艺术发展，必须以高尚的文化精神作为人文导航。面对一种史所空前的物质性暴发的诱惑，面对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惯性、庸常宿命等等的撕破与祛魅，面对人文精神的邃衰剧歇，也不能不思索：拿什么去拯救我们的世道人心？如何以“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担当”去为当代文化精神扬善美之果并提供价值基础？

　　艺术是人的心灵历程、人的灵魂的表达，艺术家在对社会、对人文的关怀中，能提高艺术家文化身份的自觉，从而使艺术主体性的语言本身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获得更多的开拓激情和思想刺激。否则，就会缺少一种宏大的心志和与其相应的学术视野，难以走出精神均质化和高级庸众的普适状态。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写得好：“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一定富有审美道德和哲学知识，载承着自由人性的前行足迹，同时，艺术创作上，必然从人文领域和视觉领域进行双重思考，并敢于只身与这个时代的庸常世俗文化、消费主义相抗衡，使自己成为高贵文化精神的守夜人。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真正的大家、大师必定已从“技匠”升华至“问道”，既是人文启蒙与文化引领者，也是时代的批判者。

　　艺术家应该也是社会思考的脑，思考是思想的起源，但思考并不等于思想，杰出的艺术家于艺术思想的探险是其必然。新颖的技法和娴熟的笔墨运用仅属于思考的范畴，这对一个名画家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思想创新与想象力，同时又能笔随心动，意在笔前。而且，真正的大家、大师必定是从“技匠”升华至“问道”。所以，我不认同只讲笔墨技术和观念实验，而没有社会和文化批判维度的艺术理念。绘画创作如果匮缺文化内涵与精神思想层面的提升，笔墨技术再讲究，对人类思维的知性贡献上，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能放进废品回收箱。

　　艺术与审美的人生密切相关，艺术家之所以高于一般艺师技匠型画家，区别在于，艺术家是以思想和精神进入到某个层面并用创造性的艺术视觉语言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知觉与意识，为艺者必先思，画家无文则庸。一位艺术大师的价值信念中，必定有着强大的人文精神作为支撑。风尘三尺剑，艺术家是人类认知和认智及认能途上的永不停歇的行者，骨血之中承载以知识与学养淬炼出的对真理、文明的永恒追求，也不可能没有对时代的批判和文化的引领。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知言”又是社会性存在中明理分辨的良知表达与道义担当。而文化总是指向精神之存在，否则文明就难以从文化中不断生长。人文精神是从更高的视角中悲悯人类的命运，寻求生命所具有的伦理价值，是一种对人的生命真实理解后所产生的感觉，在这种感觉里产生的和人的尊严连在一起的铮铮作响的审美旋律，构成了人文艺术的伟大诗篇。这也是中国文艺复兴到来前必将出现的先声！

　　关于人类艺术的评价标准，十九世纪已有了这样的共识：一是对人类生活状态感知的深度与广度；二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情怀体验的深度与广度；三是对人类艺术体例探索创造的深度和广度。今天，醒与非醒，都看到了艺术界人性的荒漠。没错，艺术创作是个人化的创造活动，但艺术大师的个人化应该有一个博大的胸襟所承载，因为那是灵魂的事业，是在对一个遥远的承诺臣服着现实的精神苦役，是对自己信仰的终极守望。真正的大师是求道者而非求利者，佇立在净界与上界之间，执迷的人性与高扬的神性使他们自愿以戴枷的身心深陷下界，关注的是世道，因世道的主体是人道。而艺术的深度与敏锐的人文触觉则来自于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凛凛犹堪涤砺，在一种艺术使命和精神力学的不断倾撞下，是燃烧生命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将承载起这个民族的精魂和历史，他们更应该是时代的先知和历史的候鸟，骎骎然，把真善美之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追求物质文明无可厚非，而漠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则容易引发人性危机，这尤显艺术家追求“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

　　人在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生命意义追寻的漠视，将导致人的主体性在黑暗的精神真空中消失。一旦失去了对这种意义的追寻，我们和行尸走肉又有何差别？人性是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良善统一的体现，没有信仰的实用主义已经造成人在质疑人的价值，那是属于人的危机！要警惕社会流俗正在使人格的丑鄙合理化。当前，人类又一次到了对自己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肆意释放潜藏在人本能深处的兽性和物性贪欲，会让人类奔向地狱之门。人类高贵的包涵着真善美的知识价值、情感价值、品质价值是对人类动物劣根性裂变、是对人类社会狼性化划界的神圣禁碑！

　　（下转第28版）

　　许多年来，周天黎无惧八面风雨，人文帅旗高扬，雄关险隘坚守，一直澄怀观道，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文化观点：

　　“中国正在由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逐渐转型到以工业和信息为主的现代文明，这是几千年一遇的社会形态大变革。包容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化之为中华文化，这样的举措没有错，关键一点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谨防把自己变成完全的西方式。试想，中国一旦失去了中华传统文化，就等于失去了根和魂，那么国之尚在但中华民族谈何存在？所以才有了中华文化复兴之说，有此一说也是承认我们的文化在当代还没有真正崛起。

　　中华传统文化可以看成是由儒释道三大核心文化为主框架，多种文化、多元有序、相伴共存，形而成之为具有完善体系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然而，时序进入全球化年代后，中华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为不被征服、颠覆或消解，在新的时代，在21世纪和未来的新世纪，必须走出农耕时代养成的守旧民族心理、落后思想观念与惯性文化生态；必须注入新鲜血液，有利于激发儒释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有利于与时俱进和历久弥新。看人类历史上多少强大的文明，最终都因保守自囿不再更新前进而沉灭，我们要认识到历史纹理的殇刻、谬误的悲哀、愚昧的代价，我们不能有文化复兴顺手而得的幻想。从炎黄、从尧舜禹、从夏商周、从先秦春秋、从汉晋隋唐，从宋元明清一直发展到现在，风雨苍黄中虽历经沧桑，先贤先进们却在一次次思想开化和解放中，使中华民族焕发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文化使命，现代科学的革命性突破、网络时代、创意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驱使我们要有变革前进的想象力，我们要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进！进，是我们的必然方向，而退，甚至退回到以往的那种蒙昧文化状态中去，决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我们不能做文化鸵鸟，我们既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要做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华民族的文化向前发展，必须在承续历史精萃的基础上，整合现在新的文化、有机地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以不断创新和充实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强元’。这样宏大历史中的战略定位，其意义不但可以解答中国文化发展模式之世界性课题，解决我们应该拿什么有现代价值、有现代思想的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有利于对今天和明天的全球华人社会发挥向心力、黏合剂的效果；还在于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与智慧来推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正在酝酿新的文明高峰前期，我们要预先看到那种高处的精神光芒。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应是一个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特性、迈上了中国文脉更高台阶的新文化。她既要适合于当下作为一个开放的优秀民族与文化的世界强国之所需，也是世界文明与智慧累积至今一种新的突破与超越升华。她将为促进人类彼此了解、对话、交流、融通，倡导仁爱、同情、平等、理性而衍生出的一种把世界引向未来的‘人文和谐文化’，为构建世界新的文明秩序做出贡献！”

　　——摘自2016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代呼唤艺术家为中华文化艺术复兴奉献思想、精神与好作品——贺〈周天黎中国绘画艺术研究〉出版发行》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