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阳明心学到王艮的泰州学派，“拷贝”不断地走样，到了李贽，便成为“敢叛圣人之教”的“异端邪说”。“圣人之教”就是孔孟的儒学，李贽的学说则旨在“打倒孔家店”。儒学倡导“克己”、“为人”的人格，人性是自私的，为己的，所以就需要用各种“闻见道理”去教化人，约束人性的自私。何为善？何为恶？择善而去恶，所以说人格高尚者，人性一定不真率。李贽则主张“人欲即是天理”，人性是天经地义的，不论善恶，只论真伪，决不能用“闻见道理”去改变它、“污染”它。他倡导“童心”，“童心”即“私心”，一切为了自己，不必考虑别人，“只知为人，不知为己，虽尧舜等同尘垢，夷齐等同秕糠”，更不必管天下苍生。孔融让梨，我们认为这个孩子很懂道理，用李贽的眼光则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虚伪！他所倡导的是孔融争梨，不仅孩子要争梨，成人也要争梨，这才是真率的人性，葆有真率的人性才称得上本真的人。后来的袁中郎等，大批的文人，都完全赞同李贽的观点，近求个人物质、精神的享乐，袁中郎有“五大真乐”、“三大败兴”之论，全以个人的得失为忧乐，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完全唱反调。一切为了自己，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地为自己谋利益，不顾别人，不顾社会。有人会说，这又不影响别人，他谋他的利，享他的乐，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话虽不错，但问题是，彻底为己的不影响别人，是永远做不到的，而不顾别人的为己行动中，必然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地会影响到别人、危害到社会。晚明直至清代，尤以清移明祚的大动荡为烈，追踪李贽学说的文人中，出了大批出卖恩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无行之辈，正说明了“为己”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影响、不损害别人的。最搞笑的当然是李贽自己，作法自弊。他一度极端地落魄，为社会、大众、官府不容，便写信给他的同志，正在朝廷当大官的焦竑，请求做他的幕僚，焦以“身心俱不得闲”拒之，后来李被朝廷正法，焦在编定自己的文集时干脆把与李贽相往来的文字全部删去！所谓君子喻以义（为人），小人喻以利（为己），再也清楚不过。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一份子。任何“为己”，都是不可能不发生与别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南宋覆灭，陆秀夫抱了小皇帝投海自尽，文天祥高唱“正气歌”，而崇祯皇帝上吊煤山，朝中大臣作鸟兽散；清朝定鼎后，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等名士都作了“贰臣传”。人格之善和人性之真，为人、为公和为己、为私的分别，再也清楚不过。

　　但古人之所谓“异端邪说”，也并非如顾炎武等所批评的那样一无可取。我们所说儒学是食粮，道释是药物，食粮有霉变，吃了会致病，这时候就需要吃药物。而程朱理学对于人性的扼杀，所导致的疾病，用道释这副方子已经吃不好，李贽的“异端邪说”，恰恰可以作为治此顽疾的猛药。只是把药当饭吃，才引起了更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我遇到一个人落水了。从人格的立场，我一定要奋不顾身地投到水中救人，不管我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即使因为我不会游泳，不仅没有把人救上来，而且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也是值得称扬的。从人性的立场，他落水关我什么事？这当然应该批评。而如果以人格的立场结合人性的立场，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会不会游泳，不会，就不能投水救人，而应该想其他办法，即使无法可想，落水者死了，我至少没有搭上性命。这当然也要受到迂腐儒学的批评。但今天我们强调见义勇为以保护自己为前提，不正是两相结合的做法吗？可见，对一些所谓的“异端邪说”，我们也要给予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