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寿堂是苏州周希正官拜山东嘉祥学政时，奉养其母，楼孺人居士的堂号。楼氏丈夫周泰卒于官，她带二幼子不避道路遥远和艰险，从广东乐会辗转还乡，孀居守节，教子成人。希正得官时，楼氏年已80，此贞寿堂所由名，正以著其节而庆其年之永。她的另一个儿子希善将此事告诉士林之人，士林之人率相咏歌。沈周、吴宽、李庆祯、吴一鹏等皆在其列。他们的诗作由李应祯作序，是为贞寿堂诗文卷。唐寅的画应当是后补的，没有年款，无论构图或画法，都比南游图更精熟，树木种类多，笔法变化亦见多样，唐寅的绘画风格已经形成。从后面的诗题可以看出，较之南游图的自题，明显减少了结字用笔的生硬，已经达到笔法精谨而结态安详。对于一件作品的创作时间判断证据要合理，如唐寅的《风木图》也没有年款，同样题跋中有黄姬水跋有年款壬戌。有研究者便将之定为唐寅33岁作，而且是为黄姬水作。问题是唐寅33岁时，黄尚未出生，而黄在世的壬寅，唐寅又去世39年。我根据《风木图》题字的风格断为36岁左右时作。由于人们对绘画创作时间认识存在差异，对时间判断上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过于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完全为了扯关系，把本来要讲的事扯乱了，就不免要闹笑话。

　　杨仁恺先生1984年全国书画鉴定组故宫看画时看过《贞寿堂图》，但他为中国美术全集绘画明代卷写前言时，不看画本身，却要据明代四大家载，唐寅在成化二十二年17岁时，为沈母作寿，画《贞寿堂图》为贺，吴一鹏跋语说：岁丙午，子畏年止十七，而山石树枝如篆籀，人物衣褶如铁线，少谐若是，岂非天授？由此可知，唐寅与沈氏的交谊不同一般，非泛泛之交可比，当是沈氏所器重的青年。贞寿，为周母致贺，是周希正之母，何以变成沈母了呢？原来沈母的儿子名周，真是迁想妙得，而且看吴一鹏的题可知，吴氏仅一诗题，落一干支年款。为了讲与邓拓的关系，将鉴定真伪的依据转到人上，而无视画作反映的情况，却要引江兆申先生明显错误的书。而为了扯唐寅与沈周的关系，竟将周希正的姓与沈周的名混为一谈。实事求是，怎么就这么难呢！辽宁省博物馆藏有北宋的两件敕书，一、蔡行敕，后有黄庭坚、王伟等伪跋，称宋太宗书，清宫旧藏，刻入三希堂帖。二、图丘敕，袁桷跋考为大观四年事。文物出版社珂罗版印行，杨仁恺先生所撰说明皆归为宋徽宗赵佶书。蔡行敕卷后有郑穆、黄庭坚、郑清之、王伟跋，皆伪。三希只刻了郑穆、黄庭坚二题，黄题不仅名字写错，年款也是错的。林志均先生的帖考在引王忠文公集中宋太宗赐张齐贤御札讲内批御宝批云云，之后说，按此蔡行帖，正是词既温畅，字亦秀润，又有御笔之宝大玺，首尾凡五，则此亦御宝批，殆非亲笔耶？就此帖论，自是佳书，其行笔结体，似开徽宗瘦金体之先。紧与纵，秀与腴，兼而有之，墨画间不减晋人风度，如果不深究史实，帖考就很容易考错，而再加上不能辨别真伪，这种考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徐邦达先生则认为两敕皆非宋徽宗书。除书法水平外，徐先生找到两条文献证据。一、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的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说，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二、刘克庄的后村大全集卷一○三“徽宗宸翰”：外庭以有御押者为真，然无御押，但以小红印印其上，云违以大不敬论者，皆内臣杨球、杨补辈为之，所谓东廓御笔也。徐先生因此得出结论：根据以上两条文献，我们知道凡是没有御押的，都非皇帝亲书。但这两条也并没有讲皇帝是否写过这敕书手诏。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正史《宋史》记得最清楚，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二百三十一，奸臣二蔡京传记中说，初，国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议，而后命学士为之。至熙宁间，有内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议，盖大臣有阴从中而为之者。至京则又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明确指出这些诏令都是丞相们议定，命翰林学士们来写的。过去讲蔡京任丞相是权奸，但没有注意到他居然敢故作御笔而让皇帝颁布。这是以往代言代笔问题者不曾注意的。

　　我们从徽宗自题文会图可知，这个敕书确实很像徽宗书，而且同蔡京书都是体势修长，如果蔡京书收敛一下自己的拗强倾侧，而仿徽宗书的畅朗飘逸，蔡京是能写出蔡行敕这样的御笔手诏的。此敕同园丘季享敕风格有相通处，都是仿学徽宗行书。所不同的是蔡行敕水平要高很多，不仅结体用笔，其笔力也不可同日而语，园丘敕应当是代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