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历任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名誉教授、杭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是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者之一；是影响浙江书法进程的核心基因；促成了浙江书法繁荣发展的基本动因与风标。

　　一、高等书法教育为浙江书法培养中坚力量

　　回溯浙江书法，浙江的高等书法教育影响了浙江书法乃至中国书法的进程。1962年,在著名美术教育家、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先生的呼吁之下，文化部决定在全国美术院校中国画系开设书法篆刻课程，并由此校试办书法篆刻专业。潘天寿院长亲自挂帅，邀请了沙孟海与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朱家济、刘江等共同组成了一个七人书法教育集体，后来又调章祖安先生参加，于1963年夏天开始招收书法篆刻专业学生，成立了书法刻印科。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书法教育由传统师徒授受方式向高等教育的专业化道路的转型，喻示着中国书法的专业时代的到来。在1979年，也就是恢复高校本科招生以后的第三年，浙江美术学院组成由陆维钊任组长，沙孟海、诸乐三、刘江、章祖安为成员的教学班子，向全国招收首届书法篆刻专业硕士研究生。这标志着书法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有了自己的专业化高端人才，可惜陆老、诸老先后逝世，带研究生的重任主要落在沙老肩上。当时沙老已是八十高龄，身体欠佳，即便是在病榻上，也时刻关心着学生的学业。诚然，沙老不仅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书法专业人才，而且，其教学方法、创作理念、审美价值取向等，都直接影响着浙江书法的发展走向及中坚力量的产生。在教学方法上，沙老因人、因事而异，主张实事求是地进行书法学习与研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书法教学观。沙孟海先生对他的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说：“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脚。但作为专业书法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外，必须要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学问是终生事。” 如陈振濂毕业时，以米芾为基调进行创作，并且受沙老的理论影响，从书法理论，来提升书法创作，书法有了书卷气。朱关田、祝遂之几乎完全是乃师的系统。后来朱关田将沙体草书删繁就简，朴素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祝遂之则加长一些沙翁笔划，增加了一些柔韧性，也将其刚猛的雄强之风进行了温和的改良。邱振中的大草，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以大草为载体的书家中也毫不客气地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翻开当年的书法作品来看，40岁以前的邱振中从实力与名气上都不甚令人满意，远不如他的现代书法叫好，以“文字待考系列”而出尽了风头。王冬龄的传统草书经林散之、沙老的草书笔意的影响，由苍变润，由率变巧，由雄深而变轻柔，在当时是极其成功的。但不安分的王冬龄却在现代书法的领域里不断地挖掘出新的书法元素，其悲壮的尝试还是令人敬慕的。

　　在创作理念上，沙老在《碑与帖》讲到：“临摹是‘流’，不是‘源’。学习书法，情况却不同。除临摹古代名迹而外，一般说来，没有其他方法。所谓继承传统，就是要我们吸收古代名迹的长处，在摹习基础上孕育变化，开创新风格”。同时沙老在《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对传统与创新问题作了精确的回答：“熟习各家，吸收众长，久而久之，融合贯通，成为自己面目，便有自己风格，也便是创新。”他引用历代许多书家学书经验说：“他们何尝为创新而创新，只是功夫到家，自然而然，神明变化，幻出新的风格来。” 沙老对书法作品强调视觉感与表现力，体现出艺术的张力，与展示环境相适应。并且还强调书法的写意性与书写情境的营造。他说他“写字先有成竹在胸，对宣纸凝视一番，眼前就仿佛会有字迹在宣纸上出现，只要提起笔来一刷便有活生生惬心的字迹显现。”总之，沙孟海的创作观是对书法现代性的开拓。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沙老在《印学的发展》讲到并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话：“它们（指希腊艺术和史诗）何以能给我们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他就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难道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更高的程度上使儿童的纯朴本质再现吗？他固有的纯朴性格不是在儿童的本质中在任何时期都复活着吗？人类最美丽地发展的人类史之童年为什么不该作为一去不返的阶段而永远发生吸引力呢？他们（指希腊人）的艺术对我们所发生的那种强烈的吸引力，同它的生长所依据的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正如此沙老对书印作品讲究从审美情趣的现代化出发，运用金石学、文献学、历史学、美学、教育学、考古学、社会学、生物学、遗传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地为书印作品服务，具有极强的现代内涵。

　　二、印书互映助推浙江书风书峰

　　在一个世纪以前，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石潜四位篆刻青年，在中国书法历史、文化发展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创立了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的西泠印社，由此揭开了百年来印学研究、创作与传播的崭新篇章。在吴昌硕、马衡任第一、二任社长期间，随着西泠印社各项发展计划陆续实施，印社正日益发展壮大，但是到了1965年担任第三任社长的张宗祥先生的逝世，紧接着1966年“文革”的突如其来，却使印社再次跌入历史低谷。其间印社活动被停止，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丁敬、邓石如、吴昌硕三造像及后山石坊遭毁。十年间，许多社员或被隔离审查，或被抄家，甚至遭迫害致死，如马公愚、沈尹默、潘天寿、童雪鸿等。

　　“文革”结束，印社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1979年12月，印社召开纪念七十五周年社员大会，制定出五年工作计划，选举沙孟海先生任第四任社长，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在沙老的带领下，西泠印社迎来了高速发展，渐渐形成了以社团为基础，兼具学术、创作、出版、展览、收藏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性艺术社团。他在印社八十周年大会开幕词中说：“清朝时候，金石很吃香，印是金石的一部分。旧社会时，社会上瞧不起我们，认为篆刻是雕虫小技，因此我们称自己是金石家。金石家不一定是篆刻家。现在不同，篆刻家有地位了，不用冒用人家金石家的牌子了。”

　　沙老认为西泠印社最本质意义在于把印学功能最大化，对印学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沙老主张：“印社各派都要，兼收并蓄”。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是西泠印社的优秀传统。西泠印社在典藏与保存传统印学，展示与传播印学成果，推动印学创作与研究，汇聚海内外印人，促进篆刻流派之间的共同发展，扩大浙江印派艺术和学术交流，树立浙江书坛、印坛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形象以及促进书印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增强印社研究力量，提高印社声望，团结著名学者，他主张邀请在篆刻、金石、书画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入社。沙老认为书法篆刻家不能仅仅只会刻刻写写，应该具备相当的学养，应该在学术研究上多下功夫，把书与印及学术研究共同推出国门，这是沙老对西泠印社寄托的最大期望。

　　三、引领浙江书法大发展

　　1982年成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沙孟海先生为第一任主席，使浙江书坛终于有了自己的领队。浙江省书协在实际工作中，确立了以创作为龙头，以展览、评论为导向，以“双精（精品、精英）工程”为目标的工作指导方针和“重学养、重品格、重基础、重个性”的人才培养原则。在沙孟海先生带领下，坚持开放多元、大书坛、大包容的工作思路，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风气与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风格，促进了当今群星灿烂、生动活泼局面的形成。不包括浙江所承办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全国性展览以及拥有百年历史的世界印学中心的西泠印社所举办的全国和国际性展览，仅浙江自己主办的品牌性大展：“沙孟海奖”全浙书法大展至今已成功地举办了九届，“陆维钊奖”全浙中青年书法大展也连续举办了七届。此外，还有省篆刻展、省妇女书法展等常规性书法展览，同时还组织了一些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专题性和探索性展览。涌现出以陈忠康为主的一大批书法新人。他们的作品，用笔理性，气息舒缓，每幅作品中我们仿佛都能看到历代书法大家的影子，如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米芾、黄庭坚、何绍基等，对传统极强的消化吸收能力，为当今青年书家中所少见。

　　沙老带领下的浙江书协注重书法活动内容的更新与开拓，借助具有浙江优势的载体，建立浙江特色的书法品牌，诸如每年举行的“兰亭书法艺术节”就是一个浙江书协与地市部门合作的品牌案例。“兰亭书法艺术节”从1985年2月28日开办以来，至今已举办28届，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书法品牌项目。一方面抓展览活动，促进创作的繁荣；一方面抓理论，坚持不懈地推进学术研究。作为掌门人的沙老身体力行先后撰成《碑与帖》、《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其中有“碑版的写手刻手问题”之专论）、《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漫谈碑帖刻手问题》等文，利用《书法》（上海）、《书谱》（香港）、《中国书法》（北京）等主流书法杂志和“中日书法讨论会”等机会，集中发表了自己的思考见解与研究成果，把它上升到事关正确认识两晋南北朝以降中国书法史的关键枢纽地位，成为当代书法史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为此，沙先生曾有这样的表述：“关于此问题（引者注：指推论碑版书迹中的写手刻手问题），我只见启功、商承祚两先生文中也谈到。商老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66年一期发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启老1981年出版的《启功丛稿》中有一篇《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随处提到刻工问题。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把古代碑版的刻手问题提出来，这是书法史研究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决不是偶然的巧合。”1992年3月，又再次谈到：“自清末以来，地不爱宝，商周甲骨鼎彝以及各时代简帛、纸卷、碑刻大批发现，同时印刷技术也不断进步，大量影印流传广泛，学者能见前人所未见，知前人所未知，博览名迹，吐纳古今在党的‘推陈出新’、‘古今为用’的文艺政策影响下，有不少学者开始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搜集整理中国现有的书法理论著作和各时代遗存下来的墨迹名品，通过考辨、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综合成切实有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书学理论。这些理论研究虽然数量不多，却代表了新时代书法理论发展的趋势，如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而启功《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和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二文中所谈到的碑版写手、刻手问题，恰与沙孟海三十年代《与吴公阜书》所指出的‘写手刻手应区别对待’的意见暗合。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乃从南、北两地不约而同地各自阐述，加以肯定。这种现象，也无疑是近代书学研究运用唯物史观的结果。”其中如书法导向性论文李文采《书法的创新与进步》，谈艺术方面的论文金鉴才《艺术的觉醒和基础的危机》，创作方面的论文蒋北耿《书学五题》等都深受其影响，为浙江省书协在形成、推动和发展浙江书法的学术风气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沙孟海先生奠定浙江书法在全国的主导地位。沙老在九十华诞座谈会上的讲话“书法这门学问依赖于文字，没有文字便没有书法。好比文字依赖于语言，工艺美术依赖于工艺，建筑美术依赖于建筑工程一样。学习书法，除了取法古人书迹之外，更无其他范本。主要在古人好作品的基础上积累功夫，自然而然酿成自己的新风格。各人取径不同，面貌也不同，形成百花齐放。”深深影响着以刘江、沈定庵、萧耘春、马世晓、章祖安、林剑丹、卢乐群、金鉴才、骆恒光、朱关田、俞建华、王冬龄为代表的一代书家，形成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书风之峰、书峰之风，交相辉映，极一时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