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与朱培钧先生同在一个学院里，但交往不多，他在雕塑系，退休后出来走动也很少，所以彼此也不算很熟。我和朱先生有过的几次交往，为的都是文章的事。大约是1988年，朱培钧先生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到那里才知道是王子云先生的《中国雕塑艺术史》出版了，他给子云先生的这本巨著写了序文。特意复印了这篇序文，说是要给我留一份做资料，然后就顺便聊了一些他与王子云先生交往的旧事，聊得最多也最带劲的是中国雕塑如何之好，王子云先生著述的不容易。子云先生是朱培钧在杭州国立艺专时的老师，留法，后来彼此间是亦师亦友的旧谊。

　　还有一回，大约是1990年代初，我给《美术界》写了一篇谈胡佩衡的随笔《闲话冷庵》，朱先生读了，恐怕是感觉文章对他的口味，可能也是没想到我会写胡佩衡，故而也照例打电话让我去他府上一叙，这回谈得多的是京派的国画。再后来就是有过一次不知何故，再得朱先生相邀到他住的小楼听他论诗谈艺，间隙朱先生还抱出不少剪报和复印资料，希望我能在这一块内容上写一点他的诗画生活。

　　出身雕塑的朱培钧，其实对诗文、水墨画有浓厚的兴趣，也有造诣，自己擅长的花鸟画就是文人画的路数。他早年在国立杭州艺专上学，头三年的高中部，学的就是绘画，而且国画是随潘天寿先生学习，素描是向方干民先生学习。从现在他留下的在杭州国立艺专时期的几张小品国画看，已有很好的水墨品性，有文人画的才气，如1937年的《露葵花发》、1940年的《春院满墙》、《黄昏》。另有一张1938年在艺专美展上的八尺《松鹰图》，也流露出大家气象，画款题的是“松荫苍苍，虬髯怒张。纵横大野，顾盼非常。”细想，此时的朱培钧也就是20出头的年纪。

　　1984年王朝闻领着《中国美术史》写作班子的一些人到宁明花山考察，途经南宁，在广艺做了一个美学讲座，讲座的前一天即去看望老同学朱培钧，赏画叙旧。那一天朝闻先生恐怕是看了不少朱先生的国画，对这些画的观感都成了朝闻先生第二天讲座时随手拈来的很风趣的美学素材。我记得王朝闻对朱先生那张《黄昏》很是喜欢，他讲，细枝上的两只小鸟，相依互偎，有人情暖意，竟是那样的可爱，此情此景不就是朱培钧、陈禾衣夫妻的写照吗？还说陈禾衣先生有小鸟依人的可爱模样。我注意到坐在台下的朱先生、陈先生是一种很恬淡的欣慰的笑容。因为平时我们在校园里常常能看到这对相互搀扶的老夫妻，去哪都是双双俩俩，朱先生对陈先生又总是那样的宠爱有加，所以朝闻先生这一段解读真可谓知人论画，给我很深的印象。

　　1982年我进广艺那会儿，正值几位老先生“解放”不久，学院也在热心组织电教人员逐个给老先生们拍教学录像，其中就有朱培钧先生画兰花的专题，那时我已是“好事之徒”，就爱寻着海报的指引，去现场看名人场面的热闹。这时我才知道朱培钧先生水墨画得好，尤擅兰草，竟不知道他的雕塑成就。不久朱先生的兰花册也出版了。1989年12月朱培钧先生写了回忆潘天寿的文章，里面讲了他读艺专时随潘天寿先生学水墨的情景，今天读来仍感温暖和感动：

　　我有幸从潘老学画，是参加在他亲身指导下的书画研究会开始的。他教我们字画，从兰竹入手。……潘先生教学强调教书又教人。我20岁时曾作《兰石图》一幅，请潘老指导，潘老欣然命笔，为我画上题诗：最爱湘江水蔚兰，幽香无奈月初三；楚骚已是伤心史，何况当年郑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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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1938年夏，国立艺专迁校湘西沅陵，时潘先生借住在农民家。一天我去问画请教。我画了一张兰竹，想借潘老的诗来题画，却记不清句子了，他将该诗用铅笔书写在纸头上：眉湿春痕重，非关墨沈多；有怀湘渚月，意绪乱婆娑。

　　在抗战时期，潘老作诗多万事俱备忧怀。随后他说：“你是个学塑兼而习画之人，要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品格不高，落墨无法。’法国的罗丹也说过：‘做一个艺术家，须先做一堂堂之人’，可见古今中外，凡是真心想搞艺术，都离不开做人这个根本”。又说：“名利之心，不应不死，学术之心，不应不活。因为名利亦就是私欲，丢弃名利之心，人的本性才能不受羁绊，才能在艺术中表现真情至性的美”。这次山居问话，语意深长。潘老要我老老实实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能从事艺术。这一席话，对于一生从事艺术，受用不尽。

　　这大段文字，有可贵的材料性。（因版面有限未刊全文）

　　从我对朱培钧的认识，也从这段文字看，朱先生是文人，而且是传统的那一类文人，此中受潘天寿和刘开渠两位先生的影响是终生的，中国文人画讲究的人品立命的格调、要求，朱先生却是恪守了一辈子。

　　朱培钧先生是传统的，其底色即是文人秉性，早年是这样，晚年更是这样。他喜欢中国的古代艺术，从诗画到雕塑，都倾心中国古代的那些宝贝。

　　1958年朱培钧先生写了《唐代塑圣杨惠之》发表在《美术》杂志上，后来写《四川古代摩崖雕塑石刻简介》、《建国十年来中国雕塑的成就》、《谈西洋印象主义雕塑》……我以为朱先生写文章是为了普及、介绍中国传统雕塑，他喜爱写诗则完全是个人才情的寄托和抒怀。他的题画诗多是自撰诗，有的极富情趣，读来娱情悦气。

　　朱先生从年轻起至老，一直是瘦弱的体格，不像搞雕塑的身板。但他在杭州国立艺专预科三年结束时，一向偏于绘画、且成绩优秀却出人意料地选报了雕塑系。说出人意料是不夸张的，因为从一些回忆材料看，当时的杭州国立艺专有个旧规，即素描80分者入西画系，70分者入图案系，60分者入雕塑系。现在好多人一定不理解这个70分者入图案系、60分者入雕塑系的旧规的不合常理，但1920年代、30年代的艺术学校，就是雕塑专业无人学，甚至不成系科的现状，以李金发为例，他早在1925年就由法国回来受聘于上海美专，任雕塑教授，但学校竟招不到一名学雕塑的学生，李先生当然就做不成了这个教授，而转道文学社团，著述，办《美育》杂志，写诗写小说去也。直到1928年国立杭州艺专成立，李金发任雕塑系主任，招了6名学生；再后来，刘开渠接任，至杭州沦陷前，学生也就不足20人，毕业后的出路更是问题。而此时的朱培钧的素描，已是方干民先生激赏的学生作业，被选为示范画展出于学校的教学陈列室了，国画更是出众的好成绩，所以后来读与他同学的彦涵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时分专业后，不少同学对朱培钧的入雕塑系大抵是不理解的。

　　朱培钧当初选择雕塑就是一种基于时代的使命感，不仅是他个人投入了这个多年来少人问津、甚至有些寂寞又不风雅的事业，还影响、动员了陈禾衣先生加入这个行道。陈先生晚年就不止一次在不少场合坚定而自豪地讲：她学雕塑，与朱培钧有关系！是朱培钧邀约她鼓励她，与他一起做个雕塑事业的桥梁，共同担负起雕塑的时代使命。这话从陈先生嘴里讲出，我以为不是套话，却有历史的语境和沉重感。也因此陈禾衣选择了雕塑，从专科一直读到研究生！老两口这一条路走得真是义无返顾，无怨无悔。

　　朱培钧先生1940年毕业留校，一度做刘开渠先生的助手，替刘先生代课。战后学校复员杭州时，他却应留德归国的音乐家马卫之邀请，返回桂林任教于省立广西艺专，那时的广西当然是雕塑的荒漠！从那时起，至后来好多好多年，朱培钧和陈禾衣从广西艺专至中南美专、广州美院和广西艺术学院，开拓了两广的雕塑疆域，培育了这块事业，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雕塑创作，朱陈二老都很有建树。

　　人生百年，过去讲七十为古稀，现在看，六十方为及格矣。朱先生熬过了“文革”，入80年代，已是步履蹒跚了，更多的时间和意趣是一片冰心入画图，雕塑，力不从心了。热爱归热爱，只是不甘心罢了。很多由民国过来的雕塑家大多有这个宿命，他们这一辈子在其青春年华里，基本没有遇上真正的雕塑的好年代，真是应了朱先生的桥梁和使命之言。

　　朱培钧先生在今天值得怀想和纪念，因为雕塑在这一辈人身上传过来太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