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痴张鲁庵传奇

　　■蒋频

　　浙东慈溪县马经村人张梅于清嘉庆年间到杭州新宫桥开设了茂昌药号。张梅只是一位初通文墨的乡绅，但他深知药材的好坏与用药量的精准维系着病人的康复乃至生命安危，同时也是药店信誉的保证和长久经营的基础。因此张梅对药材的进出这道关把得非常严格，务求药材道地，并确保童叟无欺。有一次，药店掌柜匆忙中把一批有点受潮的药材混在别的药材里卖给了一位客人。张梅得知后，亲自找到那位客人，追回所有的药材，把上好的药材补给他，并再三道歉。张梅的经商美德在商业界和市民中不胫而走。经这种恪守诚信的经营，药店不断得到发展。张梅于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盘进沈同泰国药号（在杭州同春坊孩儿巷口），并将药店改名为张同泰。道光年间，其子张耐先读书中举，后为承继父业弃仕经商。咸丰初年，张耐先购地4亩扩建药店，还在靴儿河等地增开了益元参店。第三代张舜伯、第四代张宏湘均善于经营，把张同泰打造成了杭城一流的大药铺。传至第五代张鲁庵时，张同泰药店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鼎盛时期。

　　张鲁庵于1910年接手张同泰的经营时才9岁。一般而言，一个9岁的孩子尚不具备独立判断和处理商务的能力。张同泰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因为在张鲁庵的背后站着一位能干的母亲。母亲杨氏18岁嫁入张家，24岁守寡。据此推断，张鲁庵尚在襁褓中时就成了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故实际事务全部由他母亲一手操持。张氏宗谱收有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的《张母杨太君五十寿序》。序文曰：“张氏以商起家，尤善储药。自秦蜀岭外，珍异之草，谲怪之物，无所不至。北采辽东人参，输之其乡，以是雄于财。太君早岁持门户，能制奇赢，忠信重诺，使人乐为用。选材益良，懋迁过于旧数倍。”大意是说：张同泰在全国各地搜罗名贵药材，无所不至，无所不有，所以财力雄厚。杨氏年轻时就主持门户，深通经商之道，又讲究诚信，手下乐于效劳，使得生意比从前高出好几倍。

　　杨氏对药店进行了大规模翻修，重建了石库墙门。药店格局按江南典型的传统布置——第一进，两侧回廊依次悬挂黑底金字的各种丸散膏丹功效牌，正中设一八角雕花亭子，迎客牌上书“进内交易”的贴金大字。第二进为营业铺厅，居中挂“张同泰药局”大木匾。两侧枣红色中药柜与丸散柜对称摆放，百眼柜、彩瓶、锡瓶、锡盒点缀有致，柜侧分别悬挂“万汇滋生”和“岐黄正传”的黑漆髹金横匾。店堂内雕梁画栋，宫灯高悬。第三进为窗明几净的客厅，红木中堂六件套上摆放着一些青花瓷器，两壁张挂着名人字画，是掌柜接待宾客、洽谈业务之所在。后院的厢房设有拆兑间、切片间、磨制间、包装间和库房等。此时的张同泰财源茂盛，已跨入当时杭城著名的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泰山堂、方回春堂在内的六大国药铺之列。

　　到张鲁庵主政后，张同泰药店经历了以商养文的嬗变。

　　张鲁庵（公元1901—1962年）字炎夫，号幼蕉，室名望云草堂。如上文所述，张鲁庵尚在襁褓中时已确立为张同泰的第五代传人。药店由母亲杨氏掌管，张鲁庵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没有资料证实张鲁庵因何事何人而爱上了金石篆刻，或许这爱好就隐藏于他的天性中，如种子遇到合适的土壤便生根发芽，然后长成一片森林。张鲁庵从小酷爱金石篆刻，成人后更是乐此不疲。他不仅自己的篆刻达到相当高的造诣，还收藏了大量的印谱和印章。因此，他很早就成为了西泠印社的社员。

　　有研究者认为张鲁庵不善于打点生意，这个观点可以商榷。在20世纪初叶，我国的民族企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杭州的张同泰正经历着又一次改建，具有一定商业意识的张鲁庵在药店新的大门顶上做了一个大象和万年青的浮雕，并注册了“万象”商标。

　　虽然张同泰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虽然杭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之邦，可一班好友如书画收藏家高野侯、高络园兄弟等都陆续搬往上海，这也让张鲁庵动了迁居之念。他决定将生意扩展到上海去，也为了能拜位名师以提升自己的艺术境界，广交朋友以丰富望云草堂的收藏。张鲁庵到上海考察了一番，就将分号益元参店开设在了繁华的南京路上。他以高薪聘了位好经理，自己索性当起甩手掌柜，29岁时拜著名的书画篆刻家赵叔孺为师，专心研究金石篆刻。如前所述，张鲁庵年少时就喜欢收集印谱印章，现在到了上海，什么好的藏品没有？加上家赀丰厚，于是他如鱼得水，各种与金石篆刻有关的收藏品如潮水般涌来。如一方邓石如所刻的五面印，张鲁庵经考证确认这方古印为真品极品，于是与前清江苏抚台刘坤一的后裔经多次商谈，花了500银元买下。他在吴湖帆处见到一部前清山东大收藏家陈介祺所辑的《十钟山房印举》拓本共99册。陈介祺所收印石藏品之精罕，世人皆知。该书是陈介祺与其子从收藏中选取历代古印精品若干，拓印成册，且存量仅几十部。尚能收藏全套的已属凤毛麟角。因此，这部印拓在印学界被认为是印谱中的精品，甚为难得。可是好东西从来都是不便宜的，吴湖帆看准了张鲁庵志在必得，于是开价1400大洋，没想到张氏眉头都没皱一下，欣然接受。这部难得的《十钟山房印举》全套拓本99册也就又归在张鲁庵名下。

　　古玩商人看到张鲁庵出手阔绰就主动上门求售，张鲁庵则每次都要严格审定，确定并非赝品才予收藏。如果是珍品精品、孤本善本自然价格从优。作为西泠印社早期成员，他对印社的感情非常深厚，经常携带自己收藏的印谱，来与其他社员交流。高式熊后来回忆：“他每次来我家，都要带5部到6部印谱给我看，看完再换。我学习篆刻的资料，大多都是张先生提供的。上世纪50年代，他要我为他编纂一部《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他对我说，“我这么多藏品，但不是我私有的，今后一定要捐献给国家。”

　　作为一个印人，在治印过程中有三样重要的工具：一为印石，请篆刻家雕琢自然是要用名贵石材。用田黄、鸡血、寿山石刻之，其印章可为子孙后世永久宝之，否则为无本之木；二为刻刀，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即为印泥。别看都是红色，好品质的印泥与普通品质的就是不同。好的印泥色泽鲜亮，经久不变色，钤在书画上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好的印章与好的印泥，好比是宝马配金鞍。好的印泥就如同名墨一般，成为书画家所渴求的对象。大藏家张鲁庵自然也不例外，他在研制印泥上即花了大工夫。

　　印泥在篆刻艺术中虽属于雕虫小技，但要做好它却不容易。从清乾隆时期，最得行内人士青睐的只有福建漳州老魏丽华家独家密制的印泥。但是魏家的印泥秘方，累世相传，只传长房长媳，故外人绝难知晓秘方。而张鲁庵在杭州时，就曾经试着研制印泥达十年之久。据说有一次为能在颜色上达标，拟用红宝石作配方成分，他真将红宝石碾碎后发现粉末是白色的，只好作罢。张鲁庵前后耗资数千大洋，却始终不能仿制出如老魏家那样的“极品”。到了上海之后，条件完善了，机会也就来了。张鲁庵不惜以每两16银元的高价，从漳州魏家购进24两之多。印泥到手后，他除了自存8两外，其余16两分成4份，一份嘱人分析其油性，一份嘱人分析其颜料、一份嘱人分析其艾绒成分，一份嘱人分析其附加的药料成分。通过一番努力，新制印泥终于获得成功。用其钤出的印蜕，色泽鲜明历久不变。钤出的印文有立体感，很少受气温影响。且连钤数十方印面字口不糊，历久不霉烂硬化。因此张氏研制的印泥一面世，就好评如潮。沪上名家纷纷前来索取，以至于后来该印泥也对外出售，标价达每两12银元。到了21世纪初，鲁庵印泥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后话。

　　张鲁庵的动手能力也很强，无论是治印、研究印泥，还是拓制印谱，他都愿意亲手尝试。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善于用西方技术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鲁庵就买了一台德国莱卡照相机和阿克发放大机，用来拍摄印章，再放大照片去研究其中的细节。对篆刻家日常使用的刻刀，鲁庵更是不惜工本潜心研制，以求精益求精。一般而言，刻普通的石章，市售的钢制刻刀就足够了。倘若印石是鸡血石，或者玉石、象牙、水晶质地的材质，普通刻刀的硬度就远远不够了，篆刻家一般都希望能有一把质地坚固，削铁如泥的“宝刀”。张鲁庵从德国进口了一种刀片，用竹片夹住，外面缠绕丝线再涂抹清漆。这种刻刀轻便又锋利，广受印人喜爱。

　　时光荏苒，短短的几十年间，张鲁庵把自己从一个金石爱好者变成了金石收藏家。他对后辈不吝指教、提携，在印学领域有较全面的才华，这在圈内是有口皆碑的。他不惜代价致力于搜集历代印章、印谱及有关资料，时称“海内第一家”。

　　1959年秋，西泠印社成立筹备委员会，准备恢复印社活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印社决定举办历代书画金石展览，由张宗祥等7人组成筹委会，并委派韩登安、王树勋两人遍访浙、沪两地社员，商借书画金石展品。韩登安和王树勋到上海走访的第一人就是张鲁庵。是年张鲁庵58岁，经历了沧桑变化的他，此时体质虚弱，面容清瘦，戴副阔边眼镜，蓄有短须，且嘴不离烟斗。对于百花齐放、繁荣民族文化，他感触颇多，并希望西泠印社能早日恢复活动，为振兴中国传统的印学艺术负起时代重任。谈及印社需要商借历代金石书画，为展览提供实物时，张鲁庵颇为感慨。他快人快语表示，自己收藏的印章、印谱需要整理，并表示身后全捐赠给西泠印社。

　　张鲁庵这么说了，他也是这么做的。此后他即尽心尽力整理藏品，准备捐献。殊料命运乖蹇，就在庆祝西泠印社60周年筹备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候，张鲁庵患病逝世。遵其遗嘱，张家家属于1962年10月9日邀请西泠印社派员接收捐赠。同年12月下旬，《人民日报》及浙江、上海等地省市报纸相继登载了西泠印社社员张鲁庵捐献历代印章1500余方、印谱493部的新闻。这是西泠印社自创始以来所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印学文化和收藏珍品的捐赠。西泠印社为了感念张鲁庵先生的无私奉献，特辟专室保存，仍使用张鲁庵的斋名“望云草堂”，并由第三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先生题写，制成横匾悬挂中堂，以示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