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画教学的担忧

　　赵：依您数十年从事中国画教学和创作的经验，对当前这方面的状况有些什么评价？

　　陈：还是令人有点担忧。中国画教学，就培养学生的方法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已经和民国不一样了。解放前我上小学时，教学还比较传统，老师很负责任。娃们（指学生）上课时，老师画一个比较完整的示范作品，然后手把手教学生画。高中时跟冯老（冯友石）学画，也是比较传统的方法，手把手地教。当然，现在也有，但和过去比，老师对中国画的理解变了，教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我已离休多年，有时从娃们那里听到，再从他们的画上看到，大学里学了3年，还不知道笔咋用，对中国画笔墨的运用、章法的处理还没有入门。当然，这种情况是几十年形成的，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关键是有些老师就不知道用笔是怎么回事。当然人的成长也很复杂，不是单方面因素决定的。比如大的社会环境，个人的家世、人品、秉性，还有努力的程度不同，结果都会不一样。现在都说学习是为了生存，上大学是为了找个工作，我看这是很成问题的。过去50年代的大学还不是这样，当年西安美院创建国画系，很多人还是有当国画家的理想。当然，“念经的多，成佛的少”，才子也要吃苦才能成才，因为中国画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中国画是文化的事情，传统文化被破坏了一百年，如果传统文化没有了，儒家、佛家、道家这些都不讲了，国画就成了无本之木。但是传统文化毕竟是这个民族根性里头的，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土壤，给以适当的引导，还是会长出来。

　　工笔花鸟画做戏太多

　　赵：请您谈谈当前花鸟画的现状。

　　陈：现在的花鸟画，特别是工笔花鸟画做戏太多。用了很多办法，表面看起来很细致，但修饰太多，做工太多。有人提出要很好地学习宋画，但对宋画的精神理解得太少，所以技法也消化得不够。写意画也是这样，大写意说得很大，但没有多少“意”，也不见“写”，还是做工太多，做意太强。怎么才算大写意，关键是对“意”的理解。我理解大写意的“大”，是不在乎你的笔有多大，墨汁泼了多少，纸用了多大，而是人的心要大，但也不是个人的野心大，而是心胸大、心量大。心大了境界就大。“意”就是意境、意趣，只要心量大，也许一个很小的画也是大；心量小，也许你画了几百米，还是小。你把小我、自私自利忘掉了，就成为大；你在小我的范围里，把名利地位看得太重，总是被这个束缚着，围绕着这个转，画得再大也只是个粗，不是大。

　　符合“道”的就是好笔墨

　　赵：和过去比，现在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不同，传统文化的影响多了，对中国画越来越认识到笔墨的重要。但对笔墨是什么，可能理解得还不够深。您可否谈谈您对笔墨的理解？

　　陈：对笔墨的讨论有很多，吴冠中“笔墨等于零”的说法就很轰动。学生一听，中国画笔墨等于零，完了，于是不重视笔墨了。这对年轻人的影响很不好。我在想，什么是笔墨？不是把毛笔蘸上墨在纸上一画这叫笔墨，但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理解的。过去老先生说这张画笔墨好，就是说这张画好；说笔墨不好，就是画不好；要是说这画没有笔墨，那就不看了。很多年来我觉得这个说法很神秘，当然现在明白了。

　　笔墨其实就是行笔运墨，笔怎样运行？墨也是行笔写出来的。笔墨的内涵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意思，不是毛笔蘸上墨，蘸上水，画到纸上就是笔墨。你的六根通用，你的个性、情趣、风格、意趣、观察、体会等等在笔下流露出来，造型、意趣、形象表达得好看、美，有情趣，就叫有笔墨。用笔符合天地万物的道，运墨符合天地万物的道，变化意趣很微妙丰富，没有人为造作，就是好笔墨。吴冠中说“笔墨等于零”，这个话本身很矛盾。既然承认有笔墨，怎么是等于零呢？等于零就是没有笔墨。有笔墨就有表达，至于表达得高低好坏那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年轻人很多也不错，还是能懂中国画的笔墨，这是好事情。但要自己能画出来，还得有一个很艰苦的过程。中国画是要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笔墨这一点是不能丢的。赵孟頫说的“用笔千古不易”，也有这个意思。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觉得连笔墨都可以丢的话，那对后辈来说是有罪的，不过我相信也丢不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好的条件，这么悠久的历史，哪能那么容易就丢了？不可能的。艺无止境，笔墨也是没有穷尽的。那么多老先人画了那么多好画，笔墨也是变化无穷，就说明笔墨没有尽头，笔墨质量的提高没有穷尽。像黄宾虹的笔墨，如果再活九十岁，也还是年年不一样，仍跑不到头。

　　“工画”先“善书”

　　赵：锤炼笔墨肯定要下苦功，但有的人下了苦功也不一定能长进。是不是笔墨训练中还有个什么在起着作用？

　　陈：我不这样认为。大多数画家，下了功夫，虽然画不到神品、逸品，画到妙品、能品，也是可以的。功夫下到总会有效果，总会有收获。有人请教于右任，怎样能把字写好？于右任想来想去，说没有比多写字更有效的办法了。这话说得多好。当然，还有一点，“工画者多善书”，中国画笔墨训练的途径是啥？通过啥训练出来的？就是写字，写字能解决用笔很多问题，这些都可以从实践里面得到体会。画到困境了，停下来，写一阵子字。宁可不画，但字非写不可，必须天天写。

　　在兴国寺（西安美院旧校址）住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百天字，不画画。写字不是一个机械性劳动，对人的思维、心境都很有作用。写字要写到很专心，心很静，不仅是练手，也是在练心性。想要在画上有进步，那就必须写字，不能含糊。过去说人画画不行，说他提不起笔。笔毛是软的，到你会用了，用起来就跟钢锥一样。写字要用心，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怎么样画得好，心要完全静到一定程度。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大画家字都是第一流的，像黄宾虹、齐白石，还有很多古人的字，都很厉害。

　　我青少年时期比较喜欢写字，学过柳公权、颜真卿、魏碑、龙门二十品等。学画主要是临《摹芥子园画谱》。我小时候写字经常被老师夸。有个远房亲戚叫王贯一，字写得好，也能画，在我们那地方很有名。抗日战争时期，王贯一在庙里墙壁上画了个“马踏日寇”，有马、大刀、日寇，好得很，我记得很清楚。有次来串门，看到我写的字，就在字上画满了红圈圈，上面批的是“压倒全联”，意思是在那一带比谁都好。我的天！娃们一看，这不得了，把我也张得不得了。还有个老师叫朱怀德，字写得不太好。有次我们一伙娃们在一块，我说：咱老师的字写得不好。娃们说：我告你去，你还说老师的字写得不好。这一下把我吓得不得了。现在想起来这些事很有趣。

　　小时候我对画画的兴趣也很有意思。那时我舅娶了个哑巴媳妇，手很巧，天上的鸟飞过去，她马上就可以绣出来。那时我七八岁，对这个印象很深，算是有些启蒙作用。我伯家有匹马，拴在树上，我就拿个粉帘纸，还有石板笔画那马。过去农村过年也买不起啥，我也画老虎，下山虎，恶得很，画点这个算是过年。

　　上小学时候画画也考试，有的娃画得不好，就让我替他们画，我就给人家娃们代笔呢。小时候我的老师叫李昌荣，西安师范毕业的。那时候实行新学，有点改革的意思。这个老师给弄的画板，就是个板钉两个带，和现在的写生板差不多。从这老师那里接触到拿毛笔画画，上颜色。后来到了乾县城里面的陈家巷，有个邻家，我叫她嬷嬷，他老汉当过永寿县县长，能画画，画过一个老寿星。那时候这嬷嬷50来岁，人很好，老汉已经不在了。她给我说：那个老寿星是你伯伯画的。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裱好的卷轴画。我把那个画临摹了好多遍。那时没有宣纸，就在油光纸上画，用的也是烂毛笔。当时我上初中，十四五岁吧，就是觉得那画很神奇。老寿星脸上那几道线，还有手都画得非常好。

　　我读初中时，在美术老师孔哲夫房子里看到一幅冯老的山水，不大，小小的，一看画得这么好，人家说这是西安一个叫冯友石的老先生画的。从那开始我对冯先生就仰慕了，想着啥时候能去拜师学习。1947年，我初中还没毕业，慕名来考兴国中学，考场在西安北大街二中，幸运得很，考上了。上学后，我参加了兴国中学的美术研究会，会址在兴国寺上面那一排窑洞里。参加研究会是冯老推荐的。冯老当时是兴国中学的美术老师，住在西村。我在宣纸上临摹了一两张芥子园，拿到他家里叫他看。他看了蛮高兴，说这娃还不错，师母也说这娃画得还可以。我很高兴，就对冯老师说我想参加美术研究会，冯老说能行，叫我去找当时研究会的会长刘乃福。

　　美术研究会是个自发的群众组织，会长是会员选举的，1948年我被选为会长。美术研究会有十几个娃，有初中的，有高中的，都很不错。同学们在课余作画，冯老师经常手把手地改画稿做示范。学校学生唱大戏、办画展，美术研究会在学校平房里头办展览还卖开了。老师说娃们可怜，画卖得便宜，给娃们换些纸。西安市的人都跑去看戏买画，热闹得很。画展结束时，卖的不少，记得我画的老虎啥的，红条条贴满了，好多人说给他再复制一张。冯老师的画跟娃们的画价差不多，有的娃就说冯老师这画太便宜了。冯老说是要给你们换纸，卖那么贵干啥？从那以后，我算是正式喜欢上画画了。

　　赵：80年代您回到西安美院任教后，去敦煌临摹壁画一年，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人物画创作？

　　陈：那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不能贪多了。中国画是借物抒情的，不在乎你画什么，而是看你怎么画。早期我在花鸟画上练习比较多，所以选择了花鸟画，而且都是梅兰竹菊这些常见题材。

　　赵：您对今后的创作有何规划？

　　陈：我已经90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是觉得现在的画还有很多不足，没有想到画什么或怎么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笔不能停下来。“文革”那些年受了些苦，耽误了些时间，但对我热爱的艺术，我没有悲观丧气。我只有忘掉磨难，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把心底里的意趣写出来。我几十年没有给自己节假日。

　　（本次采访承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王非、李鸿照二位先生悉心指导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