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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艺入史”:
《落日之辉——清代的书画篆刻艺术》评介

  “以艺入史”:

  《落日之辉——清代的书画篆刻艺术》评介

  文/刘磊(杭州)

  近日,著名中国文化与艺术史研究学者任道斌先生新作《落日之辉——清代的书画篆刻艺术》(以下简称《落日之辉》)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后人为前人编写史传的传统,如《春秋》、《史记》等。1911年,清王朝最终结束了其268年的历史,民国期间曾组织专人撰写《清史》,虽然当时草成《清史稿》,但相比过往的《二十四史》来说,很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撰写《清史》又一次成为中国当代学人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任道斌先生的这部《落日之辉》,即此项《清史》工程当中的《书画志》。

  在这部《落日之辉》十余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作者充分收集了明晚期至清代的书家、画家、印家以及民间艺家的相关作品乃至海外研究资料,材料详实,引人入胜。同时,由于任先生兼通明清史与艺术史研究,所以《落日之辉》一书也兼具了“艺家谈艺”和“史家述史”的双重特征。

  行文特点

  全书共分两章,其中书法、篆刻为一章,绘画为一章。从结构上讲,每一章大体先以时间先后顺序纵向展开,将整部清史分为前期(顺康)、中后期(雍乾嘉道)和晚期(咸同光宣)三个阶段;在每一阶段内部又依据艺家所属不同流派、不同艺术风格横向展开,为读者们清晰地勾勒出清代书画篆刻艺术的发展脉络、学术价值。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没有图版的书画篆刻史等于零”。与一般的史学研究不同,对于某一位艺术家或某一个艺术流派进行艺术史的研究,如果脱离艺术作品本身,那么不仅会使研究似“无源之水”般无所依托,而且这部艺术史的研究也一定不会是成功的。《落日之辉》一书中,作者精选并高清彩印了150幅书法、绘画、篆刻的图像资料,配合着文字说明,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作者所述艺家的艺术风格。

  具体到某一艺家或艺术流派时,任道斌先生一般是从历史背景、艺家生平、艺术风格、主要作品(及收藏情况)等几个方面采用“总-分”或“总-分-总”的方式来进行介绍。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通过简练的文字勾勒出艺家的时代背景、生平、艺术风格等重要信息,对于读者而言,既能够直观地了解到艺家的基本风貌,又能较为明晰地体认到艺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学术价值

  任道斌先生的这部《落日之辉》,将《书画志》列入正史,不仅是第一部从修定《清史》的高度撰写的介绍清人书画篆刻艺术成就的专著,而且也是中国“修史”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具体说来,至少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书写范式的改变。古人修定正史,讲究所谓“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即行文中强调对“传主”的道德评价和意义再诠释。这一传统在汉代便已确立,并影响了此后近两千年的正史修定。如宋代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中对后梁高祖朱温、后晋高祖石敬瑭、“十朝元老”冯道等人的评价,便有明显的立足于儒家道德标准的道德批评意味。应该说,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身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存在一成不变、永恒的道德标准。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及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已经逐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所以《落日之辉》一书的写作,并没有延续古人修史的“春秋笔法”的传统,而是以一种客观评价的态度公允地介绍和研究每一位艺家。如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曾因其降清而被后人垢病,甚至影响到对他书法艺术的评介。在《落日之辉》一书中,任道斌先生对此事则执有“同情的理解”的态度。他说:“客观地看,失节与书艺这二者之间不应划上绝对的等号,更何况他的降清只是一种懦弱文人的无奈之举。”相比于古人的“春秋笔法”,这种“同情的理解”似乎更能帮助我们准确理解王铎及王铎的书法艺术本身,而不落入对其进行道德层面的是非功过的评论之中。

  第二,民间美术与少数民族美术登入“大雅之堂”。在儒家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思想体系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所谓的君子“大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的重要人物才有资格被修入史册。美术在古人看来是“六艺之末”,所以即便是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艺术大家,他们能够以其艺术成就被载入史册的机会也是极少的,更不用说那些民间美术和少数民族美术了。任道斌先生的这本《落日之辉》,则突破了“重道轻艺”的修史传统,第一次将民间美术和少数民族美术的成就载入正史《书画志》,突显了清代民间美术和少数民族美术的历史价值。

  第三,印刷技术革新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古人具有极强的修史意识,这与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超越模式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古人虽然未在正史专列《书画志》,但是自唐代始,随着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和帝王的推崇,书家、画家入正史以及修定书画专史也是极为普遍的。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即列入唐人所修《晋书》,据传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其传记。《历代名画记》、《书谱》、《续书谱》、《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古书画文献亦具有一定的修史意味。但受历史条件所限,古代书画文献多为艺家风格介绍和作品著录,而不能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重现艺家的艺术生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印刷术的传入,如《金石书画》一类的美术类刊物、如《中国绘画史》(潘天寿,1926年版)一类的画史专著能够将图版与文字相结合。但相比于《落日之辉》,近代珂罗版黑白印刷技术与当下计算机高清彩印技术无论在视觉效果或对图像的准确表达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落日之辉》一书的所选图版的史料价值更大,对于了解清代艺家艺术风格以及指导相关作品的收藏、鉴定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学科交叉研究的新方向。任道斌先生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部具有正史《书画志》意义的《落日之辉》,与其跨学科的研究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任先生早年求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题从事明史研究,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文献研究能力。后又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从事元明清书画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国内书画实践方面的专家、学者亦多有交往,对元明清书画名家及其作品也颇为熟悉,其自身也从事书画创作实践和古书画的收藏、鉴赏。这样跨学科、多方面的研究能力是一般的史学家或艺术家所不具备的。而在今天提倡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时代背景下,任先生的这部《落日之辉》恰恰是指导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学科如何进行学科交叉的经典案例,值得学界及艺术教育界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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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0 美术报2017-06-1000019;13026926 2 2017年06月10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