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百年 其命惟新

　　广东美术100年略论

　　■梁江

　　五岭之南的广东，有着五色焕丽的历史文化华章。远的不说，近些年，有学者重新省察晚清阮元、张之洞督粤导致的两次文化突进。1924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建学海堂，成为中国最早实行导师制的学府，培养了文廷式、梁启超、胡汉民等大量人才。阮元引朴学入粤，提倡“崇尚汉学，实事求是”，扭转了空谈心性的风气，对近代广东文化的发展影响至钜。倘没有这样前提，不可想像岭南能接连推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恒等一大批文化人。1920至1930年代，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不乏名家。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等，皆足领袖群伦。无怪乎，上世纪30年代会有学界大家陈寅恪、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等人种种推崇粤学的议论。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经了一连串激烈的动荡与变化。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由涅槃转往新生的蜕变。这一进程，是沉重、痛苦和十分艰难的。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是中国美术的特定语境，也是它依托的平台和嬗变的动因。

　　美术得预时代风气之先，岭南艺坛百年来波谲云诡的发展轨迹，内在逻辑与大转型的时代是一致的。

　　康有为首开变革之路

　　要谈百年来的中国美术思潮，无论从哪一种角度说，第一个要提到的都是康有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立万木草堂时，34岁。7年后，他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其实，变法维新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文化运动。且不说改良派的康、梁，谭嗣同、严复等人数年来在各地组织学会，设报馆和学堂的种种努力。“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下的数十道诏命，便有废八股、设学堂、编译书籍等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举措。诚然，这些措施随着慈禧政变得手全变了废纸，但维新派改造文化的苦心殷殷可鉴。

　　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1904年，在参观了欧洲一些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后，他对中国绘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看法——“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1917年，康氏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更哀叹，“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接着，他进一步慷慨陈词阐述遍历“百国”之画所得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前的绘画“未尝不极尚逼真”，这种画法“今欧人尤尚之”（《万木草堂藏画目序》）。总体而言，他虽尖锐批评了几百年来的文人写意画风，但仍然是主张中西结合的。只不过，他开出救治几百年沉疴的偏方是以15世纪以前的院体画为“正法”，“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在今日看来，康有为的看法不无偏激。但在清末民初沉闷已久的中国画坛上，这变革呐喊是一块掷入死水的石头。

　　鲁迅、蔡元培、陈师曾、徐悲鸿、刘海粟、乌始光、陈之佛等都是其时人所熟知的弄潮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主张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力倡新艺术，主张兼容并包，还有任用陈师曾、林风眠、林文铮，支持徐悲鸿、刘海粟等举措，对中国现代艺术及艺术教育之发展都起了不可估量作用。

　　1917年，教育部拟建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34岁的中山人郑锦受命筹措，他赴日本“取经”，搜寻资料，设计课程，筹备师资和招生。“北平美术学校”1918年4月15日成立，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出自广东梅县的林风眠留法勤工俭学，1925年回国，25岁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8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筹办国立艺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并任院长。林风眠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提出“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广纳人才，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林风眠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代表人，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筚路蓝缕的可敬前驱。

　　广东成为美术革命的重要阵地

　　19世纪末以还，北京、上海和广州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鼎足而三的重镇。聚集于这三地的美术家群落，往往标示着这个时代的走向。大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变革之潮波及各地，广东的反响尤为强烈。1887年出国学习油画的的广东人李铁夫(1867—1952)说过，“美术为革命运动之武器，革命为艺术之推进机，二者不能须臾离。”

　　从油画引进的角度看，近代活动在嘉庆中叶，即19世纪初的关作霖是史籍有明确记载最早出外学油画的画家。广东是民国革命策源地，侨民遍布世界各地，外出学西洋画的人也特别多。除李铁夫外，有冯钢百、梁銮、雷毓湘、陈抱一、赵雅庭、许敦谷、关良、谭华牧、梁鼎铭、胡根天、陈丘山、徐守义、梅雨天、容有机、李澄之、关金鳌、林风眠、余本、符罗飞、吴琬、司徒乔、李桦、胡善余、胡光弼、丁衍庸、任真汉等。粗略统计达50多人。这些从广东到外国学西洋的人，少数寓居国外，大部分则归国从事西洋画的创作和教学活动。有活动于上海、苏州、杭州和北京等地的，也有回广州从事西洋画传播工作的。

　　20年代，各地陆续开设“国画系”或“图画”课。在广州，1921年由胡根天、冯百钢、徐守义等人组织成立了“赤社美术会”，这是广州第一个西洋画研究、创作及传授的美术团体。当年10月1日，赤社举办第一次西洋画展览。12月，在广东省图书馆举办了“广东全省第一次美展”。全国最早之一的公立美术学校——“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也在1922年成立了。赤社及全省第一次美展展出和市美的成立，是广东早期西洋画活动的一个高潮。赤社后来延续了12年，在西洋画推广方面建树甚多。这一时期也是广东美术的一个活跃期，私人开设画社、民间画会和小规模学校众多，粗略统计有竟美美术会、撷芳美术馆、博文美术学校、主潮美术学校等20多家。吴琬、郑可、李桦、余所亚、伍千里、赵世铭等人组织的“青年艺术社”，梁锡鸿、赵兽、李东平、郑思实、白霜等人组织的“中华独立美术会”，梁銮、陈丘山等人开办的“楚庭美术学校”，还有市美“水彩画十人社”等画会，都是有才华的画家组织起来从事西洋画创作的。

　　岭南画派的高剑父(1879—1951)到日本学画，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为孙中山派回广州担任分会长，他的妻子宋铭黄则任女敢死队队长。弟弟高奇峰(1888—1933)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以画室掩护革命活动。陈树人(1883—1949)在香港会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们弃政致力绘画创作，以改革社会的革命精神投身艺术，倡新国画运动。“二高一陈”主张多开“国际公路”，“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以革新中国画。他们创作的“现代画”或“新国画”引入了投影法、透视法等，且喜欢以飞机、汽车和西装人物等为题材，而实际上则偏重来自日本的技法。他们之重视写生，固然是从晚清居廉的做法沿续而来，不过这时明确加上了艺术为人生的新义。岭南画派是中国美术现代史上一次异军突起。其闪耀着新时代光彩的艺术主张，促成了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

　　广东同时又是“国画复活运动”的重要阵地。其时广州另有一批持不同理念的画家，如潘致中、赵浩、黄君壁、黄少梅、卢振寰、卢子枢、黄般若、冯湘碧、潘达微等人，1923年成立“癸亥合作画社”并举办联展。该社1924年扩为“广东国画研究会”，会员发展到200余人，还成立香港和东莞分会，成为这一时期岭南地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绘画社团。他们传统笔墨功力深，不少人对西洋画也很有研究，也在探索技法的革新，他们偏重于从传统推进技法的发展。正如2017年《曙色——20世纪前期广东中国画变革之路》展览所展示的，国画研究会画家从观念到实践都与“新派画”不同。20世纪20至40年代，“国画研究会”与“岭南画派”曾展开唇枪舌剑的论争。“新”和“旧”激烈碰撞，守成与变革水火不容。其实，各执一橛互不相让同样缘于外部冲击，只不过回应的策略廻异。这些论争显然超越了地域局限，体现了本土文化艺术对外来冲击的回应与觉醒，成为中国画现代转型变革的重大学术事件。

　　中西艺术的碰撞

　　“美术革命”的旋涡当中，交杂着中西碰撞和融汇嬗变的种种激烈论争，由之逐渐分出了国粹、西化和融合三种不同的学术流向。传统美术、西方美术与新兴美术三大版块并存，则构成了百年中国美术的基本形态。

　　在高剑父、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艺术活动中，“美术革命”不仅获得了鲜明的实践品格，而且进一步被阐发和深化。

　　1918年5月，受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的徐悲鸿作了题为“中国画改良之方法”的演讲。徐悲鸿“改良”的基本观点一如康有为和陈独秀，他坚定地引入西方写实主义，并以之作为中国画改良的参照。 （下转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