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金石学这个话题其实形成历史不是很长，但是我们对它大多似懂非懂，似知不知。简单地说，“金”其实指的就是钟鼎。所谓的“石”广义包涵摩崖刻石和专用记录功德的石碑。但后来又经过注解和演变，出现了理解上的不同，这个不展开说。“金文”专指夏商周三代的铜器铭文。关于夏代的青铜器现在几乎见不到，商周的金文真的很多。宋代欧阳修收集金石文字撰写《集古录》，赵明诚又做了《金石录》，吕大勇再做《考古图》，这些都是金石古文物、古文字研究史，也是金石学的滥觞，从北宋开始到今天也不到一千年。有铭刻的青铜器最早见于商代晚期，而秦始皇在泰山、峄山、琅琊、会稽等地的刻石为最早的石刻。现在这一部分实际上有待于新的出土再给我们提供新的证据。后人也把刻在山崖上的摩崖视为石，比如在陕西的《开通褒斜道刻石》。广义上说，研究金石文字的学问即为金石学，而金石与碑版往往连成石碑，有有字的，也有无字的。大约宋以后开始把碑刻上的文字拓下来以供临写，称为碑帖。清代阮元、包世臣就开始以碑为北派，以帖为南派，这就是书法史上的南北书派，他们是始作俑者。当然在他们之前也有人关注，但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晚清碑版近乎一统天下，帖学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越来越柔靡了，碑正好以其雄强粗犷朴拙的气息出世。而晚清民国之际又正好是中华民族日渐衰靡的时期，雄强的书风与主张变法的政治理想又糅合在一起，人们于是对碑版的书法情有独钟。在今天，举凡摩崖、碑刻、墓志、塔铭均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甚至还将兵器、瓦当、砖陶、甲骨上的文字都归类于广义金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经学大兴，文物出土渐多。经学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家们考据出土了大量的金石碑版、钟鼎铭文，他们在这些文物里追寻往古的“真实”，所以经学与金石碑版之学有密切的相关性。到了道光、咸丰年间，考据之风大盛，著作也多，流风余韵以致于今。乾嘉学派是汉代经学辨伪思潮的后世余响，实际上与经学、朴学、考订学、训诂学全都相关。金石学就在这一个大的风气里兴盛，人们开始把金石趣味引入到绘画艺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