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波（安徽无为人，博士，艺术文化史学者。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福建省拓福漆艺研究院研究员，景德镇陶瓷大学客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漆艺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工艺、设计学、漆艺等领域。近年来，出版学术著作9部，在各类权威、核心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课题3项，教育部规划课题2项。）

　　在当代语境下，漆艺界或在思考一个非常紧迫的“艺术命题”，即漆艺作为一个极具传统气息的手工艺术，在当代如何摆脱现代性语境中的技术性侵蚀问题？

　　窃以为，福建省拓福文教基金会主办、福建省拓福美术馆、福建省拓福漆艺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亚洲漆艺展”已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回应。

　　从本次展览的作品共58件，从分类及数量看，家具（1）、礼器（2）、盛器（7）、茶器（9）、食器（2）、花器（7）、文具（1）、首饰及饰盒（11）、漆画（18）等。中国黄时中《梅花》、蔡士东《宝相金花瓶》、李明谦《绝尘》、曹明健《中国茶器》、杨之新《雕漆山水人物图笔筒》，全海云《天池》、宣在花《食器》、郑炳蜜《一叶片舟》、尹瑞振《茶器》，增村纪一郎《绳胎金彩朱漆盆》、 今井美幸《花器》、青木伸介《地之器》、奥洼圣美《干漆轮花钵》……这些作品无疑释放出或被阐释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信息，即漆艺，是生活的艺术。更进一步地说，第二届亚洲漆艺展正在展示亚洲漆艺家正在力图回应技术时代“手”的生活立场与价值意图，这或许是此次“一元复始”策展主题的意涵吧！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这次漆艺展之外，我们会发现：在传统漆艺活动中，漆艺的文化性揭示显然要高于它的技术性，特别是传统漆艺的文化张扬已然超越了它本身的技术性显示。但这种状态的漆物哲学在工业革命时代却被机器美学打破，漆物所显示的技术性个性被显而易见地写在产品的身上，并以此成为漆物的哲学观念或向世人吹嘘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漆物哲学光景在后现代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抨击与批判，因为漆艺家们对这种漆物哲学所引燃的技术危机深感不安。实际上，“第二届亚洲漆艺展”或已经开始觉察到技术时代工艺文化的危机。

　　那么，与漆艺相关的技术语义是否存在比较明晰的结构性指向与关怀呢？要回答此问题，必须要回到漆艺的一般性创作过程探析。就漆艺的技术过程看，材料结构的技术性改性（漆性）、符号语义的技术性建构（漆语）与艺术形式的技术性装饰（漆美）应当是漆艺创作的基本关怀。抑或说，从深层次漆物构成看，漆艺的技术哲学指向了漆性、漆语与漆美的三种关怀。

　　第一，“漆性”概念本属于科学范畴。在漆艺活动中，它是对材料的技术性重构，也是对材料的结构性与意向性加工。［中]乔十光《傣族少女》、［中］陈金华《清音》、［中］蔡水况《四方至尊》、［韩］李宗宪《岛系列 15》、［中］尹利萍《清风茶具》、［中］薛生金《人物描金盒》……这些艺术家对“漆性”的结构性驾驭与意向性把握是娴熟的，着实令人惊叹。当漆性被引入工匠活动中，它便拥有技术物的文本具有了“在”（“是”）与“此在”（“所是”）的双重属性。其中，技术性存在为物之“是”在结构性上的根本保障；功能的意向性是物之“所是”在存在性上的根本依据。因此，漆艺技术所涉及的材料、控制与动力等要素均指向对漆的结构性技术改性，即通过材料的加工、过程的控制与动力的导引，对漆本身从一个漆性到另一个漆性的技术化改性，进而获得漆物的普遍性功能价值及其意向性使用价值。可见，所谓漆的“改性”，即改变漆的自然存在状态，并保持漆的意向性结构形态。在手工技术时代，漆物活动中的漆性表达以自然为依据，漆性的结构性叙事本质呈现出对漆物的生活意义上的实用与使用。但令人糟糕的是，在蒸汽或电气技术时代，漆物活动中的漆性表达以经验自我为依据，漆性的结构性叙事表达呈现出对机器的高度依赖；在自动化技术时代，漆物活动中的漆性呈现以意义自我为依据，漆性的结构性叙事表达被生产线带入集成化、同质化的技术风险境地。“第二届亚洲漆艺展”所呈现的作品俨然在对这种技术风险发起挑战。

　　第二，“漆语”概念属于人文范畴，它是漆物的文化叙事的技术性视觉传达，也是对漆性的外在符号化的文化性创造。简单地说，漆语就是让漆物“说话”。［中］吕璜《魂·战袍》、［中］徐涛《民生》、［中］马继涛《伴云来》，［中］潘奕霏《悟》、［中］黄文华《空》、［中］林源《四方瓶》、［中］芦松敏《原物》、［中］王向阳《杲》、［韩］梁有田《天天如意》、［日］三田村有纯《光彩宇宙》……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言说能力”，即技术性视觉表达背后的文化叙事智慧已然超越漆本身。从深层次看，漆物所呈现的获得性文化语义行为意在解蔽漆物改性所带来的“技术风险”，这是艺术家潜在的创作意识。抑或说，“漆语”具有技术控制的深层次文化作用。于是，漆艺创作将其自身引入了技术伦理的社会语义场域。就技术方法论而言，漆艺创作所涉猎的符号、文字、图像等语图叙事方法均是漆物伦理诉求与文化诉求的基本方法。譬如漆物上的图像、文字、符号、色彩……均在表达一种物与人的场域。换言之，漆物的技术性语图叙事旨在让漆物“说话”。这些充满伦理关系与文化内涵的漆语叙事表明了漆物背后的人文语境、人际关系及其社会思想。实际上，漆物之“语”是物之外层文化包浆，它决定了漆物的历史重构与诗意表达，也使得漆物的符号意义重构有了自己的潜在性的文化偏向。

　　第三，“漆美”概念属于艺术范畴，它是漆物的审美诉求，也是内在化技术结构逻辑与外在化人文视觉传达的形式化整合的产物。［中］乔加《蛋壳3》、［中］薛晓东《羽》、［中］林栋《线际》、［中］李爱珍《嵌螺钿宝兴花茶桌》、［韩］金相洙《书类函》、［韩］李光雄《婚礼函》、［韩］李贤景《胸针，项链30件》、［韩］宋芳雄《首饰盒》、［日］增村真实子《菓子器》、［日］今井美幸等《日本茶器》、［日］水上修《螺钿中次-冬之朝》、［日］三田村雨龙《纯金银莳绘漆天目富士杯》、［日］北村昭斋《春庭散椿》、［日］香风《树林饰箱》、［日］青木宏憧《守箱海月触手〈绿〉》、［日］松崎森平《色切贝饰箱》、［日］小西宁子《螺钿莳绘小箱》……这些漆美绝伦的作品是技术逻辑与美学形式的对话与融合。在美学层面，漆物关乎的是物的形式。形式问题是艺术或美学的根本问题，它所涉猎的技术哲学境界是“有意味的形式”。因此，漆美是物获得形式美学的视觉力量与审美价值，也更容易在流通中被他人“一见钟情”。换言之，漆美不仅具有漆物的自身艺术性价值，还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在本质上，漆物形式的“意味”就是它本身的“意义”，它具有伦理学（“厚德载物”）、社会学（“美美与共”）、经济学（“经济美学”）等多重意义上的形式美感。在此，漆美知识论把漆物活动带入了德性、社会性与经济性的转向，并使漆物具有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价值功能，也拯救了“漆语”所具有的概念性文化压制。

　　可见，“漆性”的意义获得是基于漆物材料及其内在技术逻辑的支持；“漆语”与“漆美”的文化呈现依赖漆物的外在性人文思想支持。抑或说，漆物的“漆性关怀”是一种功能性的内在技术关怀，漆物所倾注的“漆语关怀”与“漆美关怀”，不仅使得漆物本身获取人文价值，还使漆物在流通环节上溢出文化传播功能。在分析批评中发现，技术与人文是漆物的两个基本限度。漆物的“技术”诉求指向对漆性的内在“功能化”；漆物的“人文”诉求指向对漆语与漆美的外在“精神化”。由于技术（理性）与人文（感性）属于不同层面的语义范式，因此，“漆物”必然遭遇精神层面的“技术风险”或“人文冲突”，这也是漆物的技术哲学难题——技术与人文的限度。在价值层面，对漆物的技术哲学透析无疑能理解漆物的内在的技术内涵与外在的人文语义，进而为技术与文化的对峙发展提供试图协同它们的理论依据，以期减少技术给文化发展带来的漆物文化的平均化现象。确切地说，对漆物的技术哲学透视至少有以下几点价值要义：

　　第一，在漆物的语义符号层面，对漆物的技术哲学透析有助于深入挖掘漆物的技术内涵及其行为语义过程，明晰文化要素是漆物不可或缺的要素，从而为技术发展给文化记忆造成的荒废敲响警钟。漆物中的“语图”与“语美”或许是解蔽图像技术所带来“漆性”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漆物的价值文化层面，对漆物的技术哲学透析有利于分析性解释漆物的内在价值诉求，建构符合技术与人文相共享的漆物体系，从而消除技术进步给文化带来的平均化现象。技术在思考文化和历史上的功能是欠缺的。漆物一旦忘却了语图叙事或语美表达， “漆性” 在技术性上显然是无差别的，物的差别性或民族性只能通过文化来区分。

　　第三，在漆物的话语权层面，对漆物的技术哲学透析也有补于当代漆物设计，更有益于中国制造在世界的话语权。物的话语权是世界话语权的一部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话语权，他们不仅重视输出本国的器物及其技术，还输出器物的人文观念。在技术哲学层面，“漆性”始终是商品形式的基本特征。抑或说，“漆性”是使商品成为商品的关键要素，但没有了“漆语”与“漆美”的商品也就失去了商品的文化身份。

　　简言之，“漆物”具有丰富的技术语义内涵与实际文化功能，它至少在漆性、漆语、漆美三种结构单元中呈现漆物技术的内在诉求，并在技术与人文两个维度上为漆物设定出基本限度。明晰漆物的三种关怀与两个限度的技术哲学理论，对于当代漆物的技术控制与技术风险的解蔽均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以上漆辞，视而悟之。拙言之处，望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