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体的努力都丰富了他们的时代

　　读《二十一世纪国画大家——吴山明》

　　■王犁

　　一直喜欢读画家的传记，画家传记有自传、口述、评传等，不同角度勾画出画家人生与艺术的轨迹，让读者深入理解画家不同阶段艺术成就的原因，自身努力、时代浪潮、人生际遇等。每一个体的经历，都是时代的切片；每一个体的努力，都丰富了他们所处的时代。

　　吴山明先生成名早，我上本科（1992年）时，正值他任国画系主任，童颜鹤发，在我们心中已经是学院的老一辈画家了。除了有幸安排到先生的意笔写生课，基本只有教学检查时，才有机会看到先生领着国画系各科教师穿梭在各科教室之间，探讨着教学看法和教学落实的成果。要不是吴山明先生的女儿吴高岚在我们班上，估计不太有进一步接触先生的机会。由于吴高岚是学院的教师子弟，又有侠义心，同学稍有困难，就加以援手，从毕业找工作到现在学习生活林林总总碰到的问题，在她的穿针引线下，无一不得到老师和师母的帮助。

　　在傅根洪这本传记之前，吴山明先生的传记已经有陈军先生本和李仲芳先生本，陈军先生偏文学描述，李仲芳先生憾于吴老师太忙，无暇接受他进一步的采访，成书时间也仓促。前面两位作者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傅根洪面临的问题。

　　现在书已出版上市，翻看之余有不同的体会。作者采用了传记与评传之间偏评传的写作方式，传记写作重文学性描述，易于大众阅读，评传又要学术脉络清晰，凸显传主的学术成绩。如许江先生序言所说：“吴山明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入美院附中，历本科，度‘文革’，领改革，树高峰，将近六十载岁月，始终没有离开美院。美院之于他，是家园，是事业，是出身，又是归属。”从传记中我们读到吴山明先生的勤奋与幸运，其本科五年（1959-1964）的时间段，称得上美院历史的“开元盛世”，潘老、吴茀之、诸乐三等老先生成为教学的核心，浙派人物画开创者周昌谷、李震坚、方增先等青年教师佳作频出的年代，相信这个阶段的教学环境，会成为校史研究的重要案例，也会成为1949年后学院教育的特殊案例。在浙派人物画的传承中，李震坚快毕业的时候，周昌谷、方增先才进学校，方增先、周昌谷毕业的时候，刘文西进学校，刘文西毕业不久，吴山明进学校，在那人才辈出的年代，仿佛一环扣一环，个体的努力叙述了学院教育的黄金时代。记得吴山明老师对我说，他毕业的时候，与油画系的胡振宇一起到了浙江日报，一辆三轮车把两个人的铺盖都拉过去了，几天后又不要，两人折返学校，胡振宇后来分配去了河北，当时的书记高培明先生让他等等看，就留在了学校。我也请教吴山明老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艺术界和学院整个思潮是求变求新，您怎么没有去尝试构成变形的过程？吴山明老师说，当时正好接触到宿墨，感觉到还有文章可以做，就没有顾及其他，当自己宿墨语言深化的过程中，一尝试就是几年，社会的学术风气也变了，对传统日渐重视，已不是那时一味求异求新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在传记中看到的《甘南一瞥》《强巴》等作品。吴山明先生在谈艺时说起：“对风格的极化追求需要胆魄，既要敢于想象，又要敢于实践，不怕挫折与失败，有时甚至要有点‘自以为是’，乃至‘目中无人’的心态，以增强不断进取的自信心。”

　　这本传记将会为浙派人物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等研究提供具体的线索，也会是1949年后中国画教育研究典型的案例。在傅根洪笔下传主人生的轨迹中，我们读到一位国画大家的艺术观点和艺术思想，也读到当代美术理论家对这样一位同时代艺术家的阐释与肯定。记得傅根洪在成书以后还去北京图书馆检索旁证资料，让我们可以看到吴山明先生早期作品《飞雪迎春》（刊登在1964年《美术》杂志第3期）《茶农苦难史》（刊登在1964年《美术》杂志第6期）的影印图片。还查找1957年前后全部的《天津画报》，没有查到传主与附中同学傅伯星合作《两个公差》，傅根洪在查找过程中给我电话，我说是否是天津的其他刊物，天津1958年后成为河北省辖市，也可能是《河北画报》，作品画于1956年刊登是否1957年，都需要进一步核实，故傅根洪先生用“发表在了一家画报上”，以纠原来访谈中的记忆之误。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这本传记作者对具体事例考证之详实，必将对得起未来研究者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