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自圆其说而牺牲一些常识性的感知，显然不该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打开方式。或许，我们在思考和审视这个世界时应该先忘却学者的身份和学术的目的，试着保持一个孩童般的清澈视角。

　　如果要研究我国古陶器特别是古陶器纹样，有一件考古发现器物或许是绕不过去的：鹳鸟石斧图彩陶缸。这件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距今约6000年的庙底沟类型彩陶，因为外壁绘有生动而令人费解的鹳鸟衔鱼图且还有一把立着的石斧而闻名于世。对于画面中鹳、鱼、斧的形象寓意，历来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商周青铜铭文进行考察，认为该图表现了当时仰韶文化中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的生死战争。其中第二种观点因为解释入微且有一种文学式的浪漫所以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第一种观点则听上去似乎有些索然乏味。在几天前的一次有关中国古陶瓷纹样研究的讲座上，专家也引述了第二种观点。

　　图腾、战争、部落、渔猎，等等，这些概念显然与久远的原始社会密切相关，对这件著名彩陶器的解读由此入手再自然不过了，也容易让人接受。相关的理论文章在逻辑上也很容易结合当时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后来的考古发现进行严密的、令人信服的论证。

　　可是，也许过于容易了。是不是所有的考古发现都能够立足于这些概念和印象所营造的圆满逻辑进行自圆其说的解读？我们真的对于那个没有任何文献信息的遥远时代发生的事情这么有把握吗？是不是逻辑上的严密和自圆其说就能证明我们的判断无误？我们是不是在用今天的思维方式和专家学者的角度一厢情愿地解剖那个蒙昧时代？

　　在我看来，原始社会阶段就像人类的婴幼儿时期，我们或许更应该以一种孩童般的视角加以审视才会更加接近真相。

　　关于我国古代著名的饕餮纹，学术界有一桩著名的公案。以著名美学家、考古学家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和机构对它的判断是一种“狞厉”的、恐怖的、神秘的阶级符号，用来威慑奴隶、平民和其他可能的威胁。这其中的逻辑基础不难理解。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伴随着极其暴力和血腥的兼并战争和社会变革。这从大量的考古发现似乎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批被活埋和殉葬的战俘、奴隶和孩童，出土时他们扭曲的骨架不难想象出当时被处死时的惨烈，这在今天的视角看来，无疑是极其残暴的。与这个时期的黑暗、暴力、血腥相呼应，统治阶级设计出饕餮纹这样狰狞恐怖的纹样以震慑被统治阶级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美籍华人，著名历史与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对“狞厉说”提出质疑。他没有提及那些兼并战争或者社会变革的暴力与血腥，似乎也不关心那些殉葬坑中挣扎的尸骨，而是提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统治阶级制造这些“狰狞”、“恐怖”的饕餮纹样给谁看？或者说得再直接一些，吓唬谁？震慑谁？

　　的确，既然是“狰狞”，目的自然是要震慑对方。但问题是，正如张光直所说，这些装饰有饕餮纹的器物多为国之重器，不论材质是陶器、青铜还是玉器，都是统治阶级祭祀神灵和祖先的重要礼器，难道这些奴隶主贵族要拿它们来“吓唬”神灵和祖先？自然讲不通。而且这些礼器深藏庙堂或墓葬，奴隶和平民也很少机会看到这些重器，如何威慑他们？

　　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精美的商代青铜钺“亚醜钺”，其官方介绍中一开始有这样的表述：“器身透雕人面纹，狰狞中透出威严。”最新的文字中已将后半句删除。“狰狞中透出威严”显然延续了李泽厚先生的“狞厉说”及其背后的文化与历史逻辑。我曾经将这件青铜钺的图片在课堂上放映给学生们看，几乎所有同学第一眼看到后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因为他们说自己看到了一个可爱的笑脸。这是人的第一反应，也是最真实的反应。为什么这样一个清晰的笑脸却在很长时期内在很多专家那里被认作是“狰狞的”？原因很简单，这个“笑脸”与我们大多数人对商朝那个残暴的、血腥的历史判断不符，那些大量的殉葬坑中的尸骨也因此而解释不通。也就是说，笑脸，也许就不该出现在奴隶社会的主流文化语境中。为了能够自圆其说而牺牲一些常识性的感知，显然不该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逻辑思维。或许，我们在思考和审视这个世界时应该先忘却学者的身份和学术的目的，试着保持一个孩童般的清澈视角。

　　回到这件著名的鹳鸟石斧彩陶缸。所谓的鸟图腾与鱼图腾部落战争说也许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即从逻辑上说，不论这两个部落争战的最终结果如何，鱼图腾部落断然不可能在视觉图像上表现为将鹳鸟击败甚至吃掉。鹳鸟衔鱼，仅仅是现实中一个普普通通的食物链瞬间而已，由这样一个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发生的普通瞬间见证两个不同图腾部落之间的战争不免牵强。一旦基本的前提出现了问题，再多再复杂的有关原始社会的学术成果和考古发现也不足以支撑这个观点。周国平说，人长大了就逐渐失去了孩子般宝贵的好奇心，因为人变得越来越功利，实用。毕加索也说，我很小的时候画得就像拉斐尔那样好了，但是我却花了一辈子学习像儿童一样去画画。这大概也是我们很多学术研究者常常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