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新村的邻居里，还有比我大些的朋友，以前“风闻”他们的本领，让我们好钦佩。

　　金观涛是金松寿教授的大儿子，我和吕甘棠小时候每天傍晚和他走向黄龙洞，一路听他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听到“时间隧道”时惊奇得一愣一愣的：超过光速的时候竟然能够看到几万年前的场景？后来他考上了北大，再后来他主编了第一套引进西方现代思想的《未来丛书》。我成了热心的读者。

　　爱好画画的蒋遵义和王重为，因为比我大，无从请教，我只是间接的粉丝。王重为的父亲王承绪教授，是杭大前身浙江师范学院的副教务长，和我父亲坐面对面同一张办公桌。于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英语课时有两位“老学生”坐在最后一排，整整两年，都在静静地听，静静地记笔记。我们的英语老师史佩珍，是刚从杭大外语系毕业的高材生，又是饰演《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气质美女。那时她正配合王承绪、赵端英两位教授进行“标准伦敦音”的教学实验。由于教学理念新，方法先进，我们班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史老师说，王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学”专家，一直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这么大的学者，那时却还带着右派帽子，还在中学里孜孜不倦地做实验，想想真悲哀也真令人感动。身处窘境，却视荣辱沉浮于度外，而视教学科研为生命。他们二老表面很平静，却有着火热虔诚的内心。前年我到了伦敦，路过UCL（伦敦大学学院），首先想到的是王先生在此留过学，想起王先生指导我们学的“伦敦音”。

　　知道赵端英先生是教育专家以及她的哥哥是古文字学家赵万里，是较后的事情。赵万里是我导师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的导师之一，所以按辈份也是我“太先生”了。

　　无论是我住在杭大新村的6幢2号，还是后来的14幢2号，以及后来的体育场路杭大宿舍，我与蒋遂、蒋绍心等“发小”从未停止过来往。不仅因为父辈都是中文系的同事、挚友，也因为我们有相近的兴趣爱好。蒋遂可能是到了黑龙江后给我写信最多的人，回杭州后在厂里工作，即使到山东学习期间也常常来信，谈工作境遇，聊人间万象，诉情感悄语。前几年他在一家报纸编副刊，也不忘宣传杭大的老先生，约我写了些文章。

　　蒋绍心的父亲蒋祖怡是《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绍心虽脚有残疾，却是极其心灵手巧之人。初中时，他已经能安装“五灯”以上的电子管收音机。他哥哥蒋绍忠，杭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后来是浙江大学的总会计师。我高考时数学底子太差，几乎是绍忠和他妻子胡巧湄辅导提高上去的。他大哥蒋绍愚，北京大学的古汉语著名教授，也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所以他家可谓文、理、工俱全，是杭大新村的“明星”家庭。后来知道，绍心的祖父也是大家，很早就著有《国学概论》。

　　我做姜亮夫先生的博士生之前是郭在贻教授的硕士生，而郭老师曾经是姜先生的学术助手。郭老师认为和我谈得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也喜欢书法。这位从孟子故乡来的谦谦君子，做得一手好学问，也写得一手好字。他是国内较早研究古代“俗语词”的专家。拜师伊始他就说，王羲之王献之书札中，有不少俗语词，你既搞书法，何不去研究一下“二王”书札？这个指点非常重要，使我写作论文在很有兴味的状态下顺利完成。郭老师英年早逝。至今还常常想起，在轻轻推开杭大新村27幢他家的门时，总是一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一口山东话：你来了！每次递上拙劣的小文，取回来总有密密的批注，用他那一手俊逸的毛笔字写成。马上要过五十岁生日了，郭老师却在浙二医院的病床上。我们几个弟子分了工，有的去买鲜花，有的去买蛋糕，有的去写祝贺文。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我提了装蛋糕的大盒子赶到病房门口，有人低沉地说：郭老师刚刚走了。五十寿辰只差一天啊！郭老师太过于匆匆！我们悲伤地在章太炎故居的附近找了一块茔地，不久，郭师的忘年交许嘉璐先生写来了碑文，我受师母之托恭书了此文。哲人已逝，师恩永存。

　　成为姜亮夫先生的博士生之后，便经常去杭大新村的四幢三号拜访求教。其实这也是小时候来过的地方，而且先生的女儿昆武还曾经是我母亲在六和塔小学时的学生。师母陶秋英教授又是挺健谈的人，由于熟悉而毫无拘束。这是两位谁看了一眼都会难以忘记的老人：先生高度近视眼，长期伏案而背已经佝偻，说话声音还一点不弱，带着浓浓的云南昭通口音。师母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个大美女。据闻曾被誉为燕京“校花”，她几乎天天画画吟诗，听说以前还经常坐上“黄包车”或三轮车去西湖边观景写生。其山水画路数很正，有明代吴门画派沈周之风韵。其实她正是苏州人。

　　现在的学生可能很难想象姜先生是怎样教我的。他几乎是“寓教于乐”。每次我去，他都视为尽兴畅谈回忆过去的好机会。我若问文字，他会说起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导师王国维、陈寅恪以及曾求教的章太炎等，从生活琐事娓娓道来，自然点出了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态度、思维方式和一代风范。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而考证了商王的世系，卓成大家；章太炎几乎不承认甲骨文，但对于商周金文的研究却因学问的深厚而鞭辟入里。我若问文献学，他便回忆起在法国巴黎的留学生涯。当看见博物馆、图书馆里大量的中国文物和文献陈列其中，这位热血青年毅然放弃了攻读哲学博士的机会，而一头扎进了国家图书馆。从开门第一个进到关门最后出，他每天埋头抄录敦煌卷子中的国内已见不到的古本《切韵》，他没有照相机，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以致原来就已经800度的近视眼又加深了几百度。我看到的先生，眼镜片就像酒瓶的底一般厚，看书时脸紧贴着书页，几乎是“闻着”看的。师母说，都这样了还每天手不释卷，是个只要拿到一张有字的纸就不肯放下的人。当时为了省钱，每天吃一个夹几片包心菜叶子的面包。先生曾动容地说起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女管理员，她看到这位中国青年如此忘我工作，深受感动，特别为他每天延迟一小时，这样就能尽早抄完。这在西方图书馆也算非常破例了。当先生拿出中国科学院影印本《瀛涯敦煌韵辑》时，我看得几乎屏住了呼吸：这一丝不苟的书法，字字如珠玑，字字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啊。

　　说到博士论文，当时我完成后几乎是口述给姜先生听的。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更不要说眼睛近乎失明，于是他特地委托蒋礼鸿先生再度审阅。蒋先生在看所有的博士论文中，可能对我这篇是看得最仔细的。不说每页批注吧，也是朱墨灿烂。最后还写了全文的评阅意见。这些姜先生都了解得很仔细。所以蒋先生也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先生。

　　蒋先生病重住进了浙江医院，我去看过几回。他每次见到我去都非常高兴，有一次还让我扶他在灵隐路上“走走”。此时正是夕阳西下，天边的云彩里透出几缕金光。这异美的景色也让蒋先生有些兴奋，他说，你不是在教学生读杜甫的诗吗，“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喏，这云中投下的光柱 ，就是“日脚”啊。

　　是啊，这“日脚”，前辈们走下来了，后辈们还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