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每年都会评选“中国最美的书”，从《乐舞敦煌》到《黔县百工》，从《评论与被评论：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讨论》到《造化：中国设计》，都以纸张选择的与众不同，装帧设计的匠心独运而备受瞩目。

　　80年前，在抗战烽火蔓延的年代，由于主要造纸工业或毁于战火，或沦于敌手，即便迁往内地，也面临着原料匮乏的困境，加之物资短缺，优质纸张实行配给制度，在抗战的大后方，不得不以手工、半手工的方式生产纸张，并以此印制书籍，这类纸张被称为“土纸”。土纸是相对于近代常用的机器造纸而言的，其在选料、生产流程等方面，都承袭了中国传统的造纸方式，并有所损益。

　　土纸比道林纸粗糙、暗淡，书页上常常可见草木颗粒，比今天的粗报纸还粗糙。大后方的文学书，多以土纸印制，开创了一个“土纸文学”的年代。

　　土纸虽粗劣，但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仍希望通过装帧设计，尤其是封面设计，传达一种情绪与思想，寓内容于形式，让读者仅从封面，即可知其内容。通常是采用木刻工艺，或以漫画的形式，将抽象的文学主题转化成一幅生动的封面图案或插图。

　　徐迟译《托尔斯泰散文选》（1944年 美学出版社）以藏蓝色条框，构成一个十字形的一部分，十字正中的藏蓝色条带，通贯封面，上绘白胡老翁，面色沉郁严肃，皱纹深邃沧桑，当时的人，一眼可知此人是托尔斯泰。严肃的托尔斯泰头像，隐喻道德的严肃性。此书选取了散文三篇，《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克劳采奏鸣曲〉后记》《过一个良好的生活的第一步》，“给人的印象却是唠叨的劝规以及某些偏见”（姜德明：《托尔斯泰散文集》，收入《燕城杂记》）。封面的设计与内容，显然具有一致性，并以沉郁的藏青色调，渲染一种严肃的氛围。

　　王西彦《村野恋人》（1944年 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则采用一种暖色调，封面最上方是良友公司显眼的标识“良友文学丛书”，封面主体采用了几何图案、剪纸与文字的错落设计。《村野恋人》是王西彦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里，两对青年庚虎和小金兰、金豹和虎妹的爱恋故事。暖色调寓意小说的爱情题材，右下角的小幅画作描绘的是一对乡村的男女青年，从女青年的姿势可知他们是恋人关系，刚好寓意“村野恋人”，旁衬的荷花，类似孙犁的《荷花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暗示情欲。

　　抗战时期，大多数的土纸书籍，并没有精致的封面，尤其是社会科学类图书，只印有书名、作者、出版社等基本信息。部分书籍，有简单的几何装饰。为求美观，部分书籍只得以封面文字的变化，创造一种文字的韵律美，使暗淡的封面略显灵动。

　　如《巴尔扎克短篇集》（1942年 三户图书社），只在书名下方，印有稿纸式的红格。以黑、红色的强烈对比，突出书名与译者。《日内瓦之花》（1940年 生力学社）则毫无装饰图案，只以大一号的字体，强调书的内容。《从国史上所得的民族宝训》（1940年 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可以说代表了土纸装帧的简约风。这类装帧，多用于非文学的社科类图书，只需直截了当地告知读者信息，追求文字表达的准确性，而无需通过封面的设计，传达给读者某种情绪。当然，封面设计的简约与否还取决于成本、印刷条件等因素。

　　抗战胜利后，随着沦陷区的光复，造纸业的恢复，粗糙的土纸渐次被淘汰。但在某些偏远地区，土纸仍被继续使用。1958年到1960年期间也一度使用土纸印制书籍。

　　《开老百姓面》刊于1946年，是湖南湘乡人谭日峰论政文集。此时抗战已结束，但偏僻的湖南湘乡，仍以土纸印制书籍。封面采用漫画形式，绘出一名湘西百姓在两个持枪的官兵之间左右为难的窘境。书名为红色字体，百姓脚下也是一滩血，而人物则是冷色调的蓝色，冷暖色调的巨大反差，营造了一种压抑乃至恐怖的气氛，暗示着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

　　今天，当纯手工大行其道之时，当东巴纸成为旅游纪念品，《黔县百工》备受爱惜之际，应当记得还有一个使用土纸的年代，一个不得不用土纸的年代，一个在粗糙的载体上创造了辉煌奇迹的年代。

　　（作者供职于杭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