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自百年社庆以来，倡导“重振金石学”。若要追溯它的思想基础，首先是西泠印社第一代先贤提出的创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西泠印社本是“印”之社（古玺汉印明清篆刻），却偏偏以“金石”居先，而引“印学”紧随其后。这金石学在今日之重振，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认知前提，它确保“重振金石学”这一构想在当下，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其实，金石学之需要“重振”，还牵涉到一个历史站位问题。回顾金石学发展的历史，从宋代欧阳修、薛尚功、刘敞、黄伯思直到赵明诚、李清照，是第一代；而在清代乾嘉时代，以毕沅、阮元等为首直到黄易、陈介祺、刘喜海、王昶、孙星衍、赵之谦、张廷济等，是第二代。其后，则遇到了“西学东渐”的近代新学术引入，废科举兴学堂办新式教育，文言文转换成白话文语体文，在新式的学术框架和大学学科目录规范映照下，原有的“古典金石学”在学科重新编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主体却已经逐渐消失了。而在马衡的“现代金石学”筑基之时亦即是马氏撰《中国金石学概要》作为北京大学国学讲义成稿之时，“金石学”在大学学科目录中的位置已经不存在了；而只能作为一种特殊的讲座性的补充课目而若隐若现而已。其后的多少年之间，“金石学”一直流传于民间古董古玩爱好者之间，再也没有至尊的学术地位了。

　　本来，旧学的“金石学”该消亡就消亡吧，纵观历史，多少旧学都已经在时代大潮冲刷下踪迹全无；大势所趋，怜惜也无济于事。但在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国家又正在强调传统文化至高无上的历史背景下，又逢90年代文物开禁的市场变化，金石学必然会在新时代获得又一次重生，而这个契机，就是促成百年社庆后西泠印社明确提出“重振金石学”的转捩依据。它当然不是作为旧学的古董意义上的“金石考据之学”；也不仅仅是作为理论观念形态的大学授课科目的“金石学”。

　　诚然，理论上的厘清概念构建思想框架并作历史溯源，当然是前期必须的“功课”。故尔在十年以前的2009年10月19日，我们有意召开了《“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在2010年8月编辑出版了《“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册，分“金石学综论”、“玺印研究”、“铭文碑帖研究”、“金石著录研究”等五个分类目录，还在2009年第3期组织推出了《西泠印社》社刊的“重振金石学”专辑。记得在研讨会学术总结时，我特别强调了“金石学”在当代的尴尬处境，以及我们不提“恢复金石学”而提“重振金石学”的深意所在。它以旧学的再生为抓手，但它必然要赋予作为旧学的“金石学”以现代视野即二十世纪我们新掌握的学术方法、学术品格、学术思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倘若没有西泠印社百年雄厚的积淀，倘若没有“保存金石”的创社宗旨，我们肯定无法作出这样的判断和选择更不会有持久的推进决心。

　　理论成果之后，在实践方面，我们已经找到了三个非常具体的切入点：

　　（一）拓片题跋

　　早些年西泠印社办展览比如书法展、篆刻展，与书法界的国展、协会展、各专业委员会展几乎如出一辙，难以区分。并且，由于西泠印社社员构成中除专业书家印家外，也有许多风雅之士，如专攻古文献、古物收藏、上古史、书画鉴定、古文字、古典文学、艺术市场研究等各方面的顶尖学术人士，而书画篆刻却未必是他们的最擅长，于是在某一个展览上，西泠的展览在艺术水准和展览品质上反而可能弱于书法美术协会的同类展览——以“天下第一名社”的至尊地位，反遭坊间非议。

　　从2006年开始，我们谨慎地开始了展事改革。连续几年，先以“重振金石学”名义相号召，鼓励社员们以碑帖拓片等作题跋而组成“金石学”意味的展览，一则提高西泠艺术展览的可观赏性，二则要求社员们在题跋时充分运用1古美术史图像或文献考证；2撰写题跋古文辞；3重书卷气的优雅书法艺术题识；4题跋时拓片形式的空间配置和空白意识等等。号为“题跋四要素”。构成了一个西泠印社独有的题跋书法展览形式。既揉入了至关重要的文史和美术的修为，又与当时世上一般书法、美术创作展览拉开了距离，从而形成了书画篆刻展览中明显的西泠格调。

　　我大约是最早对拓片题跋感兴趣并进行实践的书家之一。自从初次尝试做有规模的拓片题跋、编成《“集古录”——陈振濂金石拓片题跋书法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之后；又在2013年举办《“集古记雅”——陈振濂金石拓片题跋书法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展览和出版作品集。上述金石题跋“四要素”的原则，正是在这几十年的拓片题跋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实践经历，才有了在西泠印社倡导、组织、推进拓片题跋展览的底气和决心。

　　（二）青铜器全形拓

　　在金石学格局中，墨拓和镌刻始终是一对互为依存的项目。石碑镌刻在今天印刷术极其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不太为人所重；而墨拓则仍然有足够的魅力。

　　在古今石刻墨拓中，平面的碑铭拓本是最大项，但凡碑碣、墓志铭、摩崖、佛造像、画像石、砖铭瓦当，再沿伸为甲骨文、陶文、金文、镜铭包括篆刻边歀，还有刻帖，皆取墨拓以见图像。而自从清季到民国中期以来，相对具有美术造型意识的青铜彝器全形拓，却在昙花一现之后的近七十年间渐趋消歇；其全形拓技艺也逐渐失传。而我们西泠印社正是在对这种种现象进行判断后，认为相比于平面碑志墨拓（硃拓）；“全形拓”正应该是“重振金石学”学术传统复原和再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切实有效的抓手。

　　在2008年前后，由于西泠印社的登高一呼，南北东西的金石爱好者尤其是“全形拓”爱好者纷纷而起，不断重寻、恢复、探究青铜器器形拓而不仅仅是铭文拓、从常态的平面拓走向美术式的立体拓的各种新旧技巧。以至目前山东、河南、四川、上海等地，在网上推广经营“全形拓”十分火爆，带动了一个已经行将消亡的新兴文化产业。尤其是今年9月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浙江的洹社组织的《殷墟青铜器全形拓精粹》出版，集聚专业拓墨人才共赴安阳，对最罕见、存世数量最少的殷商青铜器（而非两周青铜器）进行集中的“全形拓”作业，可谓在这一复苏不久的领域中又有了从技术到审美的大幅度跨越。从粗放型的拓工技艺恢复到精益求精，步步深入和节节登高，预示着宏阔无垠的发展空间。

　　（三）文房砚铭铭拓

　　文人书斋上的一方名砚，是必备之品。丰富多彩的砚制，以及著名文士在砚石上的刻铭，是展示文人风雅的最好载体。西泠拍卖中每有名士佳砚铭刻陈列，玲珑剔透，无不令人垂涎。更以著名的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皆以历史悠久而构成独特的砚文化。去年以来，同为古名砚之山东淄砚名家联系西泠印社，希望征集名家砚铭以成总汇。

　　回想起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曾为好友沈石友制砚谱曰《沈氏砚林》，砚铭皆为亲撰，为金石学视野下的砚铭之传，功莫大焉。《沈氏砚林》既开文人铭砚之风气，制砚刻砚本属工艺美术；但一有砚铭文字称誉于世，则成“金石”之学矣。

　　前辈风姿，岂可忽之？于是议决取淄砚为媒，组织西泠印社76位社员进行创作，书写砚铭相关文字；更选取已故西泠印社前辈创始四子和社长元老们的书迹勾摹上石，由淄砚专家铭刻拓墨，共得百余品，汇为展览，蔚为大观。并编成《文心在兹·金石华彩/西泠印社社员创作淄砚铭文展作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以此举倡导铭刻墨拓风气，现在可以是淄砚砚台铭刻，将来可以是铜墨盒，印章边款、甲骨文和金文族徽，竹刻木纹、砖瓦瓮甓、金银货币……此次淄砚铭刻的社员集体创作，其实只是新硎初试，后面更有大可驰骋的空间。吴昌硕沈石友《砚林》之壮观，又将见于今日乎？

　　西泠印社集团诸同仁为纪念印社建立115年，于今年2008年冬特别举办了“重振金石学——西泠印社社员金石拓片题跋大展”，在筹备过程中，与我多有切磋往还。我以为，展览定名为“重振金石学”，是旨在树立一个稳定的、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品牌。从这个展览起步，每年扎实推进，比如今年是巴蜀汉代画像砖，今后可以是汉中摩崖、西安或山东碑林石刻群、安阳甲骨文、湖南江西宋碑、东晋文字砖、青铜彝器全形拓与长篇铭文、北魏造像记、古兵器权量度衡墨本、礼器乐器饮器食器文字、南阳或徐州画像石、古印谱史、重名人题跋的旧拓片，文房四宝中的砚台墨锭笔山笔洗中之铭文、汉三老碑的各种不同时代不同功用不同题跋之拓本，还有名家藏本如端方系列、丁辅之系列、陈伯衡系列……十几个这样的专题展一旦陆续被呈现出来，西泠印社“金石学”之重振，也才落到了实处而有足够的学术性。

　　这次展览只是个开头，“万里长征第一步”，以后的发展空间一定会非常大，我们有理由期待今后在西泠印社集团的工作计划中，会出现更多的宏伟慎密的好展览策划，在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繁荣昌盛的同时，在学术性展览上也有更大的作为。

　　是为序。

　　2018年12月初稿于山东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