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部演讲录，最初遇到的挑战，是如下三个方面的疑虑：

　　一、“当代”：书法的新定义

　　与近现代书法研究相比，“当代书法”作为一个对象，显然处于“盲点”的态势。文学史上是以“近代”和“现当代”来作划分。其依据是“近代”还处于古典文学的尾声末期：龚自珍、黄遵宪、林则徐、再到王闿运、陈散原、郑孝胥、樊増祥、易顺鼎、梁启超，还有朱彊村、况蕙风、龙沐勋，都还是古文格律诗词的天下，依政治社会史的“近代”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算起，那時在文学上的确还是一个古文辞的世界。故尔它算得上是一个有形状有轮廓的“近代”（以古文诗词为基本媒介的文学表现形式）。与政治史的“近代”如从1840年林则徐禁鸦片引发战争到1911年清朝覆灭止，仍然是一个帝王时代的特征，应当是同一个判断标准。只有到了民国成立，帝制改为总统制，这个“近代”才转为“现当代”——有如在文学上是从文言文转向白话文、从古诗词文章转向现代小说和论说文。其间的分野，正是“近代”与“现当代”的区别。

　　但书法艺术的情况却不同。书法则是以“近现代”为一个历史单元，而以“当代”为一个更独立的单元。之所以是相异于文学史，以“近代”与“现代”不分反“合”；而以“现代”与“当代”不合反“分”，实在是因为书法艺术的生态是到了当代（而不是近代也不是现代）才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而言：

　　——书法的“从帝制到共和”式的外部社会环境要素，具体表现为从“书斋”的私人空间，走向“展厅”的公共空间。

　　——书法的“从文言到白话”式的行为目的要素，具体表现为从“文化”到“竞技”。

　　——书法的“从文人到艺术家”的身份定位要素，具体表现为从书家主体的“综合修养展现”到观众期望的“审美视觉艺术表达”。

　　虽然不必以后者去否定前者而可以并存，但轻重互置主次互易，以及以后者为基点更是努力目标，却是这个时代大潮发展趋势所规定了的。而这个转折点的时间“节点”，正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初的1978-1980年之际，而不是在民国初、更不是在解放初。

　　二、从“评论”起步走向未来的学术

　　站在学术史立场上去看“当代”，因为许多事才刚刚发生，最多也不过改革开放四十年，还未经过历史的沉淀。一有新现象即匆忙判断、下车伊始夸夸其谈，是最忌讳的研究态度。但总不能再熬一百年再来进行研究，故尔“当代研究”也必须认真推进。且对于创作、理论、教育家而言，不把握当下就无法寻绎未来。即使为今后的发展计，“当下”也是一个绕不开去的出发点。当然，在当代的书法研究中，本应严格精密的文献史料尚未经过认真梳理，考证功夫也尚未充分。但既身历其境、休戚与共，自然也不会完全无感而茫然失措。于是，“当代”研究在开始时，必然先表现为一种“评论”的形态——对近期或刚发生的具体的现象、人物、作品、事件作出基础性的思考、判断和评价，予以相应的定位。至于进一步深化，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

　　于是，就有了本书关于“书法新时代”概念的提出及它包含的定义，有了书法理论发展四十年的“学习时代”、“学术时代”、“学科时代”的当代学术三个分期，更有书法创作四十年的从“书斋时代”到“展厅时代”再到“与时代同频共振时代”的当代艺术创作三个分期；还有书法教育领域四十年的从业余教学到专业本科教学博硕士教学，再到写字（文化技能教育）到书法（审美人文教育）过渡的当代分期；以这样的梳理，大致形成了一个当代书法发展的基本学术轮廓。其中还穿插许多“学术范式”、“学科构建”、“文化要素”、“当代目标”、“评审学”、“批评规范与逻辑”、“传统与现代性转换”、“观念”“金石画派”、“大字书法创作”、“尺牍书法”“高科技”、“篆刻创新之路径”、“百年西泠的历史担当”、“书法评价体系”、最后落脚到《书法“史记”》的创作项目。内容看起来是非常丰富芜杂，令人目不暇接；但其实却是有章可循有迹可求。从根本上说，无非有二：首先是当代书法各个领域不同的历史分期，它是核心内容；其次是许多当代重要的支柱性新内容而为古代甚至近现代所没有的内容：比如展厅文化、学科时代、高等教育、研究范式、评价体系、高科技与文史学科交叉、当代性的涵义等等，都在这些演讲文稿中有着充分的逻辑展开和专题性体现。有分析有归纳有推衍有概括，针对的都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种种书法现象和事实，但在批评和评价过程中，尽量寻绎出每一课题的学理内核和它的生发点、归属处；并进行“历时”的过去现实未来、和“共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排比和提取。使一个当下的、现实正在发生的书法事件或倾向性内容，拥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时代感，以“评论”、评判、评价、评骘，伸延向一个广婺的思想的时空，沉淀为稳定的学术知识体系。

　　三、演讲录体式

　　收在本书中的三十多篇文字，有一个共通的体例，是“演讲录”。它不是因果分明的学术论文体例，也不是短篇简章的札记随感。它是我在各个不同场合如协会、大学、专业机构、培训班上的演讲实况记录。

　　与我已出版的几十种学术著作相比，这是一种特殊的体例，但我自己反而是越来越喜欢这种文体和文风了。或者反过来说，恰恰是这种即兴发挥和现场录音，反而构成了我在近十多年学术生涯的成长成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思想升级转型的极其真实的、无可取代的“刻痕”。

　　演讲录体例的汇集成书，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学术方式的特征和优势所在：

　　（一）书法演讲选题的随机性优势

　　首先，能成为一个公众场合的演讲题目，必定是一个聚焦力强、敏感而锋利的话题。面对书法界几十几百人听众，主讲者不可能老生常谈废话连篇、无病呻吟辞不达意，五分种之内抓不住听众的注意力，场面和氛围必定会松懈下来。因此，演讲者必须迅速出招、直奔主题，这和学术论文常规式的起承转合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路迳。此外，我还有一个习惯，凡有演讲任务和邀请，即使是相对近似的听众群、和相同的演讲主题范围，我也习惯于在演讲开展时的观点展开、因果推演、目录排序和演讲重点提示强调方面，力求自出新意。同一个书法当代性话题，可以有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印证过程。每一场演讲在事先的目录重组，从近似中找出相异点，以使研究不雷同，不重复；其实是在考验着自己的想象力、随机发挥能力，和“程序编码”能力。一个优秀的学者，在此中不应该持偏激、固执、狭隘的态度。

　　（二）各种新思想的随机萌生优势

　　对新现象的能否具有敏感、锐利、冷静和理性的意识，是考验一个理论家是否有未来、有继续拓展思想空间的重要标志。而在一个平常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若能够生发出一些新思维新概念、提取出新的研究课题，那更是需要非凡的功力和专业素养。在书斋里静思冥想、瞻前顾后、反复斟酌推敲，当然也可能获得一些预期的进展；而在公众云集、激情四射的演讲场合，浮想连翩、妙语连珠，却往往会在一瞬间灵感喷发、奇思妙想鱼贯而出。有时候，原来不曾有的新想法在演讲时无形之中会冒出来，闪现出其光芒，所谓“势来不可遏，势去不可止”是也。在常规思维下百索难解、遍寻不得，却在即兴的灵感勃发中豁然开朗一片光明。显然，没有演讲者的思想超常的激活状态，没有演讲会场听众全神贯注的眼光，没有讲者与听者的默契和精神对流，我们可以推导出一般的合乎逻辑中规中矩的正确结论，但不可能有转瞬即逝的灵光化境——那是有如神示的开启。

　　四十年来我所从事的研究，无论是“学院派”，还是“书法学”，或者是“高等书法教学法”，乃至比较诗学、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宋词流派美学、书法创作、“阅读书法”等等，其实在最初的研究冲动，都是出于演讲的轻松自如中的灵光一现所致。丰富多采的受邀作学术演讲，几乎成了我在当代书法研究中不断产生、拥有新思维的一个必须条件，这样的条件，若放置在文人书斋中稳健成熟的学术著作论文撰写之时，本来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

　　——演讲的魅力、学术思想的激活、新观点新思维的不断生发，这是一个好学者保持优质状态所不可或缺的前提。

　　（三）现场感优势

　　在把演讲录音整理成文稿时，我通常会特意交待整理者，保持一定的口语表述痕迹和现场感。以确保思维和表达的流畅性，凡是录音整理，因为是依附于说话口语，如果分段简要，一般行文语词会十分顺畅，可读性很强。即使是有一些语气词任意穿插其间，反而调节、松动了学术论文篇章段句的硬质和概念密度太高、浓得化不开水、因此不为人所乐于轻松投入阅读的弊端。因此，现场录音整理在文风上呈现出的生动活泼还有幽默有趣，反而是魅力十足的。阅读时的行云流水之感，即使再精到的文字功力，也很难达到。更何况，口语就是思想的直接呈现，思想流淌到哪里，语言就跟到哪里，不做作不修饰，完全是本真状态。故尔至少我以为，阅读录音整理文字，是最令人轻松和愉悦的。

　　早在2005年，我曾经出版过《思想的轨迹——陈振濂教授学术演讲录》上下两册近70万字（李立中编，西泠印社出版社）。本书作为第二部演讲录，时隔13年后再编成并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是要感谢当时正在推进宁波文艺大师工作室的“大师说”系列书法创作活动的地域机缘，没有“大师说”，我是不会想起要为宁波编一部这样的当代书法演讲录，并以此来为这十年的思想变迁而“立此存照”的。

　　2018年6月于湖上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