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0版）

　　想要读懂书法史，《石鼓文》更是绕不开的。然而，《石鼓文》善本碑帖的鉴定又被视为最难，因其年代久远，版本丰富，作伪甚多，使得《石鼓文》拓片的研究与鉴定，成了碑帖中最“难啃的骨头”。即便是碑帖界的专家，能完全搞懂《石鼓文》的也寥寥无几。依照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的说法，“其中氐鲜五字本90%都是造假”，目前海内外有部分被视为珍本的，恐怕也存在疑问。

　　这其中，每一个字的细微变化，都有重要研究价值。而越早的拓本，保存信息越完整，也就越珍贵。去年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旧藏十一种善本碑帖在中国嘉德以1.9亿元人民币落槌创下纪录，其中一种，就是传世所存最早的《石鼓文》善本。而历史上最著名的拓本当属昔日“天一阁”所藏赵孟頫家的北宋拓本，可惜后来毁于战乱之中。

　　看懂“石花”

　　是考据版本的核心

　　唐代韦应物的《石鼓歌》中曾写：“雨缺讹苔藓涩”。碑帖刊刻之初，碑石是完好无损的。经历了日晒雨淋、风霜雨雪，石面开始逐渐风化，呈片状或块状层层剥落，当然也有人为斧凿破坏，从而形成了碑面斑驳模糊的状态。碑面破损在拓片上就反映为“石花”迹象。所谓“石花”就是拓印过程中由于鼓上文字的损泐而留下的白色斑纹。随着时间的推移，缺损处越来越多，“石花”也随之越来越多，面积也会越来越大。当年，故宫文物大迁徙时，将纸覆于石鼓纸上，就是担心上面的字在途中被磕碰损坏。

　　一些关键文字处的石花状况，就成了最重要的考据点之一。前人写的校碑随笔、拓本题记内的“考据点”90%以上都集中在拓片的石花上。约定俗成的版本“考据文字”大部分集中在石花侵蚀文字的笔画处，因此碑帖收藏界就有了“某字不损”“石花不连”等术语。石花不仅可以界定碑帖拓本的异同，推定拓本的拓制年代先后，还能起到区分原刻和翻刻的作用。

　　在了解什么是石花之后，就可以根据各个版本上“石花”的形状和大小等区别，大致判断拓善本的年代划分了。《石鼓文》宋拓本和明拓本主要看第八鼓有无文字，其余七鼓差别不大。明清拓本的版本区别主要看第二鼓和第四鼓。“黄帛本”来自于明代中期，命名来自于该善本拓印之时，第二鼓第五行上的“黄帛”二字未受石花侵蚀。但“黄帛”二字旁边有一处石花正在形成，“黄帛本”之后，此处石花逐渐扩大侵蚀，“黄帛”二字也逐步受损。

　　“四鼓石花未连本”就是“黄帛本”之后比较早的一种，来自于明代后期。此时，第四鼓下方与正中的石花尚未完全相连。之后的版本，这里的石花逐渐侵蚀鼓面，扩大连成一片。很长时间里这个版本没有被特别区分。

　　与“黄帛本”类似，“氐鲜五字本”得名于该拓本上清晰可见第二鼓第四行“氐鲜”，五行“鳑又”，六行“之”字等五个字未损，故称“氐鲜五字本”。这个版本之后，该处的石花就不断扩大，最终这里的五个字也无法辨识了。能否辨认这五个字是石鼓文善拓本和普通拓本的年代分界线。

　　过去收藏界有句行话：《石鼓文》“氐鲜”之后拓本难分早晚。

　　从乾隆中期以后，第二鼓（汧殹鼓）的“氐鲜”五字已损的版本统称为“氐鲜五字已损本”，直到晚清民国时期的拓本，都被认为是普本，却是收藏界流传相对多的本子。整整200年多时间跨度，岁月的痕迹真的一点没有留下？我们真的一点都没有办法来区分这些石鼓文拓本的年代了吗？其实，乾嘉以后的“氐鲜五字已损本”，拓本流传相对广泛，其拓本面目的差异非常小，一般只有在第四鼓“允”字的损泐程度上才能找到一些差异，并由此来定先后。

　　这个“允”字从石花中露出的分毫差距决定了拓本的价值。大体上可分“嘉庆道光拓本”“咸丰同治拓本”“光绪初年拓本”等。

　　清光绪年间，有过一些比较特殊的石鼓拓本，它们是《石鼓文》晚清拓本中的一个经典代表，又因存世数量有限，而成为继“氐鲜五字本”之后的又一收藏与研究的重点。它们就是光绪年间的国子监监拓本。1790年，乾隆给重刻石鼓文作序，命众臣不可轻动，但置木栅，蔽其风雨，珍重护惜。这以后，北京国子监对石鼓有过3次监拓，分别是：光绪元年（1875）汪鸣銮监拓本；光绪十一年（1885）盛昱属蔡赓年监拓本；光绪十九年（1893）陆润庠监拓本。其中，光绪十一年（1885）监拓本，四鼓“允”字未穿，而光绪十九年（1893）监拓本，四鼓“允”字已穿。

　　《石鼓文》的重刻与翻刻

　　碑石重刻，一般是因原碑毁坏或者失传而重新刻碑或者刻石，称之为重刻。重刻是以原碑旧拓再次摹勒上石，有的还附刻题记。原石不存，重刻也很有价值。重刻往往是重要的、著名的古碑，而且重刻不止一回，不止一石。

　　说起《石鼓文》的重刻，肯定会提到历史上唯一一次堪称“国家文化工程”的重刻。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君臣十数人用石鼓所存310字，依照原来诗意，重编鼓文十章（弘历亲编首章与末章，其它八章由彭元瑞作），命赵秉冲篆书镌刻于新鼓之鼓面。重刻石鼓功毕，一式二套。一套仍置国子监大成门下，另一套置热河避暑山庄文庙。

　　所谓翻刻，指的是碑帖的原石尚在，但是依照该碑石的一种拓本另刻一石之后拓出后的拓本，此为翻刻，又称摹刻，被翻之原石大多损泐模糊，或者保存地处僻壤。善本难得或捶拓不便，遂出翻刻。翻刻与重刻原因与目的都不同。

　　石鼓拓文历经千载，其中被翻刻的次数更是不计其数，但说到意义最深远的一次翻刻，一定是这一次——阮元摹刻天一阁宋拓石鼓。《阮元文选楼重摹天一阁宋拓石鼓》有两个版本，学界称为“杭州府学本”和“扬州府学本”，分别刻于嘉庆二年（1797）和嘉庆十一年（1806）。咸丰十年（1860）天一阁宋拓原本毁于兵燹。因此，阮元的摹刻本长期以来被学界认为是最能反映天一阁宋拓本原貌的刻本。

　　辨伪的密匙

　　藏在“允”字里

　　古书的辨伪是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同样，碑帖也有碑帖的一些独特的辨伪方法，而所谓的伪刻是碑帖上常用的一种作伪的手段。伪刻，多见于作伪者根据前人著录的碑文和内容，仿造当时的书体和用字方法而写刻的碑石，也有伪刻碑石局部进行造假。而《石鼓文》的伪饰本，则多见于后者。作伪者在“氐鲜五字已损本”中重新拓上伪刻的“氐鲜五字”，从而冒充较早的“氐鲜五字本”。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牟取暴利。

　　清代乾嘉以后，碑帖鉴藏家以收藏“氐鲜五字本”为荣，由此也派生出了民间作伪者伪本纷出，作伪手段高明，整幅拓本较难辨别，剪裱本则几可乱真。但是，作伪者限于当时的认知，忽略了第四鼓“允”字的考据，这就成为辨伪的突破口。

　　另外，石头就像指纹，原碑的石花是一种经历千百年自然风化的结果，天然石花非常有层次感，人工再精妙也无法巧夺天工。若是造假瞎刻往往如蚯蚓虫一样不自然，总会留下破绽。

　　（本报综合整理 图文由上海图书馆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