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读《图像何求》之所得
■廖少华
得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W.J.T.米歇尔著,陈永国、高焓译《图像何求》一书已经数月之久,未有时间阅读。不料想一次意外足部骨折,被迫卧床疗养。在无奈和沮丧中《图像何求》伴我度过难熬的时日。虽然是断续进行的泛读,但仍然受益匪浅。
米歇尔的书名直接了当地将读者带入主题。虽然他的副标题“形象的生命与爱”显得有些词语化,但书名本身的挑战性已经揭示了内容的针对性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于图像的问题米歇尔有何高见?这位美国《批评探索》杂志的主编、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在书中多处发表了有别于他人的见解。其中在第一部分形象的分析与讨论便阐释得颇为精彩。《图像何求》是他1994年出版的《图像理论》的续集。他坦言图像学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的当时,仿佛是艺术史的一个过时的亚学科。而2005年他出版此书时,词语与视觉媒介的交叉研究已成为现代人文研究的主要特征。虽然不能与所谓显学相比拟,但艺术理论界对此的热衷足见其研究的深远意义。
这种意义在此著中的显示:首先米歇尔将图像的讨论划出了一个大的范围。他把图像与形象科学挂上钩后设为四个基本概念,它们分别是:图像转向、形象与图像之区分、元图像、生物图像。米歇尔的批评一反常态,因为从叙述的顺序上说,倒过来讨论或许更让人们易于理解图像为何转向的最终目的。诚然,无论从哪些次序切入讨论,都回避不开“图像”产生的意义(即图像何为的本意),也无法绕开现当代艺术所谓图像转向的关键问题。
米歇尔认为:所谓“视觉媒介”都是混合的或杂交的构型,……其操作要求有视觉和触觉的协同作用。而图像“转向”的说法并不局限于现代性,或当代视觉文化,……在文化史中出现过无数次,……也可在古代世界窥见其些形式的图像转向。……图像转向常常与形象的“新统治”,……通常激发词意与象之间的区别。
从上述米歇尔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对图像以及图像转向的分析视域甚宽,既有纵向的分析也有横向的观照。图像的出现与发展始终是处于多维度的演进中,而非静止的、孤立或唯心的、教条式的框定。至于图与像的区别,他认为图画是物质性的物,……图画坏了但形象依然存在于记忆中、叙事中、在其他媒介的踪迹中。而形象总是以一种或另一种媒介出现,……形象是高度抽象的,……形象让我们较快地识别一类图像的东西。……把一片墨迹“视为”大地晕色就是把两个视觉认知等同起来或进行转换。米歇尔无疑把图像与形象紧密相联再加以区分,图像的物质性决定其个体形态特征,形象的象征性和其规定性为观者提供审美的记忆与印象,好的图像有可能升华为形象,而形象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图像自身抽象性的强弱。至于“图像何求”,米歇米实际上在书名的副标题中已有答案:作为创作者应该重视形象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把图像转向对过程、情感的追求,形象应该具有生命与爱的意识。
米歇尔的论述不无道理。纵观世界艺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其实中国古代画论很早就提出了这些观点。南朝宋时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曰:“披图幽对,坐究四荒”。颜光禄认为:“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而且中国古代画论多处强调作品须以气韵为先,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将这些经典论述与米歇尔对图像的意义相比较的话,米氏的识见依然是以图论像、观而论道;而中国先贤们对图像的识见,是坐而论道,作者自身融入了观察物的环境,天人合一;是图像与精神的高度一致性,作品中有形象,形象中寓有图形的精神成为艺术的整体。
诚然,我们和西方学者在分析作品形态产生和审美角度有所不同,但在图像审美意义上都认同应赋予对象生命性和爱的特征,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