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的现成品创作以其智慧与极端楔入现当代艺术史之中，吸引着一代代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目光。以《泉》为代表的现成品艺术，既回应了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体系，也深刻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已经到了所谓“后杜尚”的时代，那些曾经成功接受过杜尚“小便池”检验的艺术理论，正在逐渐失效。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所有的那些来自于西方的艺术理论，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检验呢？

　　这是近日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的“杜尚之后的艺术理论学术研讨会”共同探索的新话题。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杜尚留下来的遗产以及杜尚所代表的艺术创作观念，进行了考古学式和历史性的梳理，并进一步整理了当代艺术家对他的思考，展示了和杜尚相关的一些当代的艺术理论，讨论杜尚对当代艺术影响以及“后杜尚”的转向。

　　从观众的角度看

　　杜尚之后的艺术理论

　　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讨论当代艺术的观看之道问题。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再到当代艺术的转化过程，伴随着一种观看方式（或体验方式）的变化，即从静观，到剧场，再到沉浸的演变。审美静观带有强烈的宗教内涵，它要求观众驻足凝神，像膜拜偶像那样直面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这种观看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分裂。随着极简主义的到来，艺术家通过场面调度，将一个极简物（通常还是现成品）作为艺术品展出，从而将观众带入剧场般的艺术现场。当代艺术的晚近趋势呈现为越来越强烈的虚拟现实特征，使观众产生悬置了幻觉的那种沉浸感。这一观看之道的演化与哲学和世界观的变化相关：即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再到具身性的转向。

　　从杜尚到丹托

　　——走向自律的现成品

　　陈岸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现成图像和现成物品在现代艺术创作中的运用并非始于杜尚。杜尚成为现成品之父，是因为他使得拼装作品中的现成物品独立出来成为单个作品，使得现成品创作手法成为易于推广的游戏规则。杜尚的《泉》成为当代艺术哲学钟爱的阐释对象，是因为杜尚的《泉》不在乎媒材也不在乎题材和形式，只追求超越于物质载体之上的某种意义或者观念，把不可见的关系属性看成是艺术品的属性之一，契合了阿瑟·丹托对艺术定义问题的思考，成为丹托艺术哲学的范例。杜尚试图通过反艺术品的现成品创作来颠覆艺术自律，然而，在丹托的阐释体系中，杜尚的现成品却成为“艺术世界”之内的艺术作品（尽管处于边缘）。那么我们怎样用丹托的艺术哲学来定义真实世界中丰富的当代艺术样式是我们亟需思考的问题。

　　褫夺与现成品艺术中的抵抗

　　李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学理论系主任）

　　我们需要重新分析杜尚的Readymade（现成品），这与其说让“什么是艺术品”这个问题变得模糊，不如说让“什么是创新”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杜尚的现成品艺术都不提供一种“新”，而是提了一种从当下（创造时刻）返回历史（已存在的物品）的方法。古罗马晚期的褫夺（Spolia）建筑就是古代的现成品艺术，褫夺拆解了古代建筑的权威，把处在沉默位置上作为装饰的浮雕，建构成新的建筑，这些建筑中的“创新”无法摆脱“抵抗”而获得解释，创新与抵抗相互支撑无法分割，只不过抵抗的意涵往往隐藏在艺术品神秘莫测的新奇形式之下，被“创新”的惊奇与中性所覆盖。现成品艺术是用“未来的体制”（等待登场的观众）去重组“历史的空间”的方法。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成品问题

　　——论德·迪弗的杜尚研究

　　张晓剑（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德·迪弗在《杜尚之后的康德》中熟巧运用的“比较”（或“好像式比较”“类推”）之策略，可能借自于弗雷德、格林伯格、艾略特乃至19世纪后期形式批评家的话语系统，这让他与一般社会学、艺术哲学解释现成品时常用的“空间模式”有明显区别，因而提供了理解杜尚乃至前卫艺术的新视角：从社会学角度，特别是从工业化及现代展览制度等方面，理解从绘画到现成品的转变；从美学角度，将“艺术”作为“专名”（而非概念）来改造康德的审美理论，提出前卫艺术就是制造“这是艺术”的命名活动；从艺术-政治的角度，通过与富有社会抱负的博伊斯的对比，说明杜尚的无政府主义及其前卫实践的特点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