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中一般认为王羲之书法传自卫夫人，有“咄咄逼人”、出蓝之誉。《淳化阁帖》中有卫夫人一帖，米芾等人已辨其伪。南朝虞龢《论书表》里录有两则王羲之自述学书源流，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这种说法为初唐孙过庭《书谱》所沿用。可见王羲之是以汉末魏晋时期的书法大家张芝和钟繇为参照的。

　　考古发掘表明，魏晋时期的官方碑版文字仍是以隶书为主的“铭石书”，楷书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是主要流行于日常书写的“章程书”。传世法帖中，王羲之楷书作品有《乐毅论》《东方朔画像赞》《黄庭经》《曹娥碑》《遗教经》等，均为小楷；《乐毅》《画赞》之外，其余书帖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真正可靠的王羲之楷书，只有武周时期王羲之裔孙王方庆呈现给武则天的《王氏一门书翰》（又称《万岁通天帖》），现存唐代宫廷摹本，卷首王羲之《姨母帖》数行，是隶意浓厚的楷书；其次是经褚遂良鉴定收入唐内府的王羲之草书名作《十七帖》，其中夹有《青李来禽帖》两行，楷书十五字，仅此而已。

　　王羲之在楷书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即变钟繇“长而逾制”“临时从宜”的扁平古形，为结体挺拔、内擫直下的“今体”笔法，钟繇楷书里魏晋隶书飞扬的翻挑笔势，在羲之楷书中已经消失。这种提按分明、端庄修长的“今体”楷书，为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楷书的演变与定型奠定了基础。

　　长沙走马楼吴简主要以楷书写成，特别是一些底层书吏书写的《嘉禾吏民田家莂》和小木简、竹简（主要是户口简），有4万余枚数百万字，保存了现在能见到的魏晋楷书的最多数量与最高水平。其中大量的书迹，书写于宽度不足1厘米的竹简上，而笔法精美准确，修长匀称，运笔痕迹清晰可辨，已经具备了王羲之楷书的基本形态，如《右都乡入子弟米简》《督军粮都尉账》《昌乡潭就入种粮简》等。由此也为我们探寻王羲之楷书的来源，在传统文献之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考素材。

　　1908年，日本大谷探险队于吐峪沟佛寺遗址发掘的西晋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诸佛要集经》，西晋竺法护译，是目前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最早汉文佛教写经。1915年《西域考古图谱》著录，现原件下落不明。2003至2006年在旅顺博物馆重新发现了《诸佛要集经》残纸碎片。《诸佛要集经》的书法结体呈长方形，提按分明，隶书的笔意已经基本消除，与王羲之《东方朔画像赞》书风酷似。经末题记记录了此经的传译笔授过程。类似的过程参见南朝梁僧祐《出三藏集记》卷九：“元康六年七月七日。敦煌菩萨支法护手执胡经，经名《如来大哀》，口授聂承远。道真正书晋言，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讫。护新自复校。当令大法光显流布，其有览者，疾得总持，畅译妙法。”译经“正书晋言”的时间，比王羲之穆帝永和九年（353）书《兰亭集序》早了58年，与三国吴简同为魏晋之际隶楷递变的断代标志，在书法史上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