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绘画之间的交流，种种迹象表明，二者很早就纠缠在一起。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两种不同的艺术开始正面地交锋，其结果是双方都以对方为突破自己瓶颈的锐器。国画的“西化”首先依赖于对西画的引进。其后，陈独秀明确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主张。较早地进行国画“西化”实践的中国艺术家始于“岭南画派”，其代表人物是“二高一陈”，岭南画派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启发了锐意革新的美术青年。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都在国画“西化”的道路上进行了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近代，伴随着国人世界观的改变和客观交通条件的允许，使画家得以游历国外并进行实地写生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如何真实表现海外题材也遂之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家面临的又一新课题。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画处在思想改造的浪潮中，关山月及其同时代画家都曾因受政府的特别指派，而获得出访外国的特殊机缘。比如赵望云1955年埃及写生，石鲁1955—1956年印度埃及写生、李可染、关良1957年访德写生、傅抱石1957年东欧写生、关山月1958—1959年旅欧写生等，均多见反映异国风土人情或现代化建设的画幅。这一批产生于特殊时期、特殊国度的中国绘画作为画家异域心迹的一种流露，同时也是背负光荣使命的画家对于异域风情及文化观念的反映，从而具有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上的史料意义。这些作品从艺术样式和艺术语言上，开创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艺术新路，为表达新的生活面貌和新的思想感情积累了经验和素材，艺术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画改造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深入生活的过程，而是要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地与新时代进行对接。

　　国画“西化”作为一种国画创作路向始终没有停止，艺术家继承前人的衣钵，继续探索国画与西画如何进一步融合、共生，进而将中西两种绘画体系中具有的各自优长加以整合，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影响力的国画力作。在借鉴西画的过程中，中国画不断地将中西两种绘画形式予以融合，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创新型国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