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的“西化”首先依赖于对西画的引进。近代中国人引进西画共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圣像，以传教士为中介认识西方绘画；第二个途径是借助民间交往，主要是各沿海城市商业交往中的美术品交流；第三个渠道就是在19世纪中期由上海天主教会创办的土山湾画馆为代表的西方绘画传艺工厂。

　　较早地主张以西式画法对中国画进行变法的当属康有为等。他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认为中国画变法应吸收西洋的写实画法，上追宋画的传统，“以复古为更新”，可以说，康有为开启了中国画“西化”的序幕。

　　其后，陈独秀明确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主张。他说：“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取洋画写实的精神……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不落古人的窠臼。”陈独秀认为只有输入西方的写实主义美术，才能使画家的个性得到解放，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这才是中国新美术的方向。陈独秀与康有为等人在要求革新中国美术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他抛弃了康有为“合中西而成大家”的改良主张，其变革要求更加彻底和激进。

　　国画“西化”的早期实践

　　较早地进行国画“西化”实践的中国艺术家始于“岭南画派”，其代表人物是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和陈树人。“二高一陈”从20世纪初便接受西方美术影响，从融合东西方的新日本画运动中得到启发，希冀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注入西方绘画和日本绘画的新血液，开辟出一条既有现代精神、又有民族传统的艺术新路。岭南画派用西方绘画和日本绘画的色彩、技法来弥补传统中国画中的水墨画法，因而提出了“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口号，并且在实践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岭南画派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启发了锐意革新的美术青年——徐悲鸿和林风眠，他们年轻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岭南画派的影响。徐悲鸿于1915年拜师康有为门下，继承了乃师的观点。他和老师康有为一样，崇尚唐、宋之画学。徐悲鸿自谓其改良论的“主脑”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下转第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