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讲到的“学问”，专指书本上得来的学问，而不是指生活阅历中得来的学问。事实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获得学问的途径并不限于读书，这也是许多“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卑贱之人，比之某些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更有学问的原因。

　　而由读书取得的学问，因读书方法的不同，又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内容。

　　第一种学问称为“知识”，缘于读书人的博闻强记，将所读之书一一记于心中，好比今天的“百度”搜索，前人则称作“两脚书橱”。这一方面源于他的记忆天赋，能过目不忘，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死读书，死记硬背，反复读上十遍，将一本书倒背如流。

　　第二种学问称为“学术”。这个“学术”，不是传统语境中的学术，传统语境中的学术，指形而上的学也即知，与形而下的术也即行的合一。而今天所讲的学术则专指学术研究，做学术研究的论文、专著。读了一本书，从片言只语中探微索隐，旁征博引，把它的深奥意思阐述出来。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明白的事情弄糊涂，不深奥的东西弄深奥，不重要的现象搞得非常重要。例如，《庄子》这部书，郭象读了之后就觉得里面有许多内容，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一般的人看不明白，就写了一部《庄子注》，“识者云，曾见郭象注庄子，却是庄子注郭象”。又如杨雄，写了《太玄》、《法言》，研究经，苏轼以为不过“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 。

　　第三种学问称为“学养”。读书观其大略，“不求甚解”，但能把书本上的学问，自己所理解的，贯彻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中，自己所不理解的，则任其不理解。

　　这三种学问，当然各有好处，也各有不足。任何人，要想取得一种只有好处、没有不足的学问，是不可能的。例如，今天中央电视台“诗词大赛”上的选手们，唐诗宋词的学问，在他们而言表现为知识。其知识储备量之丰富，即杜甫、苏轼，肯定也是不如的。今天研究唐诗宋词专家们的学问，则表现为学术，无论宏观的研究也好，个案的研究也好，比较的研究也好，一部又一部的学术著作，无数篇的学术论文，用以取得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副高、正高的职称著作，或国家重大社科研究课题，都做得非常精严高深，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填补了大量人文学科中的空白。但它们讲了些什么？我们全都不知道，甚至连他们著述的书名、题目都不知道。

　　然而，学养是什么呢？以老庄的学问论，讲学术，苏轼肯定不如郭象、陈鼓应，因为他所谈的老庄，任何一篇都不具备学术性，更通不过哪怕只是学士的学位论文。但他有老庄学问的学养！讲文史的知识，仅以《东坡题跋》中，他引用的典故就多有出错，如其《题鲁公帖》，引偷斧人的典故，以为出于《韩非子》，实出于《列子》；《书四适赠张鹗》引《战国策》四方，只是对了两方“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而错了两方！诸如此类的知识硬伤，不胜枚举，但他的文史学养，我们又有谁能及得上呢？我们能因为他的没有学术、疏于知识，而认为苏轼没有学问吗？

　　过去，启功先生写了一篇《千字文》的学术论文，试图弄明周兴嗣究竟是写了《千字文》这篇文章，再去搜索王羲之的相应书迹？还是先有人供给他王羲之的千字书迹，再联缀为《千字文》的文章？洋洋洒洒，万余字。但结论是什么呢？还是不明白！但他自己很得意，认为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正好有朋友来访，便给他看，说是我把这个问题厘明白了。朋友看了之后问他：你花大力气写了这篇文章，有什么意思呢？启先生恍然惊悟，自己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啊！便在发表时把朋友的这段提问和他自己惊悟也写到了文章最后。启先生的这篇《千字文》学术论文，虽然没有“什么意思”，但知其不可解，解矣。免得后人再有好事者去纠结这个无解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而我们的大量学术论文，因为没有学养，所以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反之，潘天寿的《听天阁随笔》也好，钱松岩的《砚边点滴》也好，虽然都没有什么学术性，但因为有学养，所以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当然，这里所讲的“学术”价值，是指传统语境中的“学术”，而不是指现代西式语境中的“学术”而言。

　　（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