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酒佳肴知己客，数千百十过来年。

　　无声我亦听雷震，天马大风忠义难。

　　2020年的春节之后，一个人宅居家中，每天以《汉书》、《后汉书》、《唐书》、《五代史》下酒，与班兰台、范蔚宗、欧阳修共饮，刘耀远、薛居正为皂隶，约九十多天的时间里，喝掉了旧藏三十至五十年的茅台、五粮液近20瓶，得读书札记一百数十页，名之曰《庚子胜疫记》，因赋此小诗。

　　我几十年的耕读生活，所读的书虽“不求甚解”于古今中外，毕竟以传统的典籍为主；传统中，又以经、子、集部为主，于史部所下的功夫，实在是非常之少的。虽自恃历史知识的积累不算太薄，但羞于启齿的是，我的所有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从小学开始的历史演义再到后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二十四史》，除了因查资料时的翻检，从没有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一部。终于，己亥消夏为排遣无聊通读了《史记》之后，便拟于庚子消夏重点通读《汉书》、《后汉书》、《唐书》、《五代史》、《宋史》、《明史》。不料新冠肺炎突然暴发，“百无一用”的我辈，遵守政府的令行禁止，以不动为行动，无事为贡献。于是，消夏计划的启动，便提前到了新春。

　　我一直以为，人生的内容，根本者有三：工作、吃饭、睡觉。每一个人，失去了这三项中的任一项，人生就不复存在的可能。但人生的意义不仅在“生”，更在“悦”，所以，辅佐的内容又有五：会好友、游好景、看好戏（赛）、赏好画（乐）、读好书。每一个人，必得有这五项中的一项或几项，否则，其人生便毫无乐趣之可言。这总共八项内容中，有些是可以独处而完成的，大都是必须群聚而实现的。所以，这次为胜疫所作的居家令，对生活影响最小的应该是作家、书画家。因为，他们的工作完全可以在独处中进行，这一点，在其他行业的人实在很难做到；而他们的娱乐，毕竟还有读书一项可以聊慰寂寥，这一点，更是其他爱好的人所无福消受。不妨想像一下，三个多月来，冲锋陷阵在前线、后方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社区的物业管理员，固然是万分的辛苦，但毕竟还有事可做；独孤的大多数人群，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既不能上班工作，也不能访客会友、游山玩水，既不能看戏剧电影、体育竞赛，也不能观美术展览、听音乐会……整天无所事事，那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啊！则作家、书画家们能与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地生活，又是何等的幸福而且幸运！

　　于是，两耳亦闻窗外事，一心静读圣贤书。冷冷清清、当然如此的读书是独孤而寂寞的，然而，外面的世界，先是国内，紧接着是全球，战“疫”的形势轰轰烈烈、扣人心弦；书中的世界，从龙虎斗到蜗角争，更是风起云涌、你死我活。“无声我亦听雷震，天马大风忠义难”两句，所写的便是我的这一历史感动同时也是现实感动。其中，“天马”、“大风”是感慨于汉高祖、汉武帝的创业垂统和文治武功，“忠义”则是感慨于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独树一帜的史学思想。

　　《二十四史》，世咸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明史》五种为佳，《宋史》、《元史》两种为劣，余皆无可无不可者。若欧公《新唐书》、《新五代史》，大率据刘耀远、薛居正旧本，成之盖易，未足称也。余以为不然。欧公二史，于史料之搜罗爬剔，用功之勤自不逮刘、薛，而亦有所补正焉。而其用心，不止在史实，尤在引史为鉴，所以资宋世之治也。虽然，资治通鉴，此诸史皆然，而论用心之切，即五史有不逮，唯嗣后司马为后先。所鉴者，崇文抑武也。故欧公二史，要在倡忠义而抑文艺，司马则不载文人。其用心虽徐无党未解。且他史之资治，笼而统之。有的放矢若欧公者，未之有也。

　　这里所说的“用心之切”，不仅指史家资治之心的“迫切”，而更指“真切”，亦即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所以，同样是以史实为体、以资治为用，就古论古而寓褒贬，亦若“我注六经”，其鉴今之“论从史出”便显得概而论之；而借古讽今以寓褒贬，亦若“六经注我”，其鉴今之“论以带史”便可以对症下药。

　　平心而论，从史实的详备和资治的泛论，刘昫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比之《史记》等纵有不足，但比之《南史》、《北史》等实在是并无逊色的。欧阳修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对它们进行重修呢？正因为这二史对于赵宋王朝是最直接的前车之辙，却完全没有提供以具体的借鉴针对。

　　众所周知，宋太祖有鉴于唐王朝的亡于藩镇武将，因此而策国以“崇文抑武”。这个“崇文抑武”有别于汉高祖“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修文息武，它不是让“国之大事”的武力休养生息下来，而是从根本上阉割它的作为能力。这一国策的实施，保障了宋王朝“百年无事”的太平梦华，至使“髫髻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据米芾《画史》，当时的风尚，从“才子鉴士”的精英到“妇人孺子”的大众，莫不以“五王之功业”为“糠秕埃垢”，“不及少保（之书画）远甚明白”。一如今天世纪之交的前后，不少年轻人亦曾痴迷于追捧“天王歌后”而不识两弹元勋为何人。这就导致了国民“行健”精神的严重衰退和边患的日益吃紧，虽不断加大割地赔款的力度，仍不能稍缓外力入侵的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大批有识之士迫切地需要从最直接的前车之覆中为时势寻求对症的借鉴。而刘昫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由于遵循的是传统的史学体例，对于宋王朝“带着问题”的取鉴便显得善恶不明、义例无次、“诚不可以垂劝诫、示久远”。欧阳修之所以要主持重修二史，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他一贯的治平思想，是以“崇义抑文”来反拨“崇文抑武”之弊。这一思想观点，见诸于其诸多的文章，如《送徐无党南归序》等。由于不能直接地施之于现实，所以只能通过修史来间接地传播并扩大其影响。

　　我们知道，之前和此后任一国史的列传，撇开后妃宗室不论，继本传之后的类传，大多以循吏、儒林、文苑居于先，忠义、烈女、货殖为次，外戚、四夷居末。其依据便是“士为四民之首”和“内中国外夷狄”的礼仪秩序。然而，在《新唐书》中，却将《旧唐书》排在第五的忠义移到第一！更别列《旧唐书》中所没有的奸臣、叛臣、逆臣三传置于四夷之后！忠义传“序”明确表示：“忠义为天下之大闲（防）。”因此，尽管其多出于“编伍”不读书人，却被置于循吏、儒林之前。奸、叛、逆臣传“赞”则认为：“有国家者，可不戒哉！”因此，尽管其中不乏诗礼贵胄，却连夷狄也不如，简直便是不齿于人类。《新五代史》列传人物，同样褒扬忠义死节，鄙斥不忠不义，所列唐六臣传、杂臣传尤见其用心。尽管“一代之臣（指专事一姓者）未必皆可贵”，但“夫入于杂（指历事数朝者），诚君子之羞”！

　　无论崇文还是抑文之“文”，从广义上泛指文化，从狭义上则专指文艺。宋太祖的“崇文抑武”，本意是广义之文，但当时和后世的理解多有偏向于狭义的。而欧阳修的“崇义抑文”则专指狭义之文亦即文艺。《旧唐书》文苑传“序”以文艺“足以纬俗经邦”而“辉铄古今”；《新唐书》则认为“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君子……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在其他文章中，欧阳修更反复申说文艺之“不可恃”、古今“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下转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