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印章制度来看，仍是以承袭汉制为主，其风格与东汉末期的风格十分接近，唯端庄厚重方面稍逊于汉印。

　　三国时期的官印，传世的以武职官印为多，因制度不尽相同，故形式上也有一些差异，如魏官印五品以上官秩的例用五字称“章”，五品以下的则用四字称“印”，等等。西晋官印趋于整饬，笔画方整。魏晋时期颁赐给边疆地区民族印章也较多，在印文中往往冠以“魏”“晋”等国号，因而也较容易识别。三国时期的官印基本延续了东汉官印的风格，三国之间在风格上也没有大的差别。一般而言，曹魏官印较为秀劲，孙吴官印较为朴茂，蜀国官印较为粗犷。由于三国官印主要是凿刻，平和方正，但结体略显松散。（汉代官印基本上都是铸印风格，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而凿印风格初见于三国时期，盛行于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大体上是从东晋开始，汉印风格走向了衰亡，主要表现为对汉印平正方直的基本程式的大胆突破，追求文字的奇肆奔突与印面布局的欹侧，很多印章完全打破了汉印章法的基本格局，文字恣情放荡，章法奇险突兀，呈现了对汉印规范的反叛，以一种全新的审美模式，实现了对汉印审美定式的革命。

　　进入东晋以后，汉印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异，文字笔画变得细瘦，结构趋于草率，布局也显得漫不经心，已不复两汉官印的庄重和严整，但其中也不乏佳作，如“汶山公下将军司马”“将兵都尉”“殿中中郎将印”“裨将军章”等，印面活泼多变，笔画劲挺，别有一番趣味。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印章多为凿制而成，就当时而言，只是为了致用而已，其艺术性方面倒不太讲究。至于十六国的印章，虽然十六国政权多由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建立，其进入中原以后逐渐被汉化，十六国的印章基本上承续了魏晋印章的传统。但由于政权交替频繁，加之其时篆书实用功能的衰退，故当时的印章文字形体草率，笔画的粗细也不甚讲究，凿制时转折生硬，透露出一种不假修饰同时又略显荒疏的气象。

　　两汉时期亦有刻划瘦劲的官印，但总体上说，两汉一直到西晋，大多数印章都属于铸印风格。而东晋、十六国的官印，则大都属于凿印风格。凿印的刀法往往不加修饰，率直随意，结构上多有欹侧，这对于规范谨严的汉印程式是一个冲击，并最终导致了汉印程式的解体，虽然凿印刀法的运用为旧的程式注入了新的气息，无意中产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汉印的庄严、浑厚的气象也随之消亡了。“凿印以锤凿成文，亦名曰镌，成之甚速，其文简易有神，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封拜，故多凿之，以利于便。”（明甘旸《印章集说》）典型的凿印刀法，集中体现于东晋以后的各种将军印中，如“广武将军章”“建威将军章”“凌江将军章”“建武将军章”“殄寇将军印”等等。这些凿印以简率凌厉的用刀，欹侧多变的结体，形成了貌似随意又宛若天成的审美趣味，这种与汉代铸印风格的巨大审美反差，对于后世篆刻艺术的创作也颇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