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在查阅潘天寿作品材料过程中无心而得来的副产品；找资料的时候，中国美术学院这些中国画名师的作品时常能在同一种旧书刊文献中见到，有俯拾皆是之感，不忍忽视。他们每一位自己本身就像一棵大树，一代代的传承更使得美院中国画这根参天古木常绿常青、枝繁叶茂，真有所谓“其叶沃若”之感。

　　像黄宾虹、潘天寿、姜丹书等人时常参加民国时期的展览会，作品有同载于《中国美术会季刊》《中国现代名画汇刊》《现代名画集》（教育部第二次美术展览会专集）等刊物；潘天寿与吴茀之，及诸乐三等人则一起组织“白社”活动，出版过《白社画册》（一、二集）。新中国成立以后，潘天寿则与顾坤伯、潘韵、周昌谷、李震坚、顾生岳等人的作品常见于《新观察》《中国画》《东海》《浙江画报》《跃进画报》，及各类展览会目录和《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报纸杂志上。

　　其中有很多图片和文字，因流传不广，或原作业已不存，好像已经不太为人所知了，但其实某些作品对于某位画家的个案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被继续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比如，潘天寿的《一溪花放暮春天》彩色图版就印在1958年7月的《浙江画报》创刊号上，但学界几乎未知。它和参加1957年浙江省第一届国画展览会的《一溪花放暮春天》相近，与1959年所绘的《江山如此多娇》几近相同，相似的还有1962年元旦的《浙江日报》所印的一幅《一溪花放艳阳天》，综合起来可视为一画多幅的作品。黄宾虹则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曾改画人物画，有几页现实题材的人物画稿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仅见澳大利亚学者罗清奇[Claire Roberts]的博士论文中有论及。姜丹书的《画斋漫谈》、吴茀之的《中国画写生之研究》、诸乐三的《介绍吴昌硕先生艺术及其生平》等也是颇重要却不为人熟知的文字。

　　而像开创“浙派人物画”的五位代表人物，更是有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之外的大量主题创作，散见于诸如画片、报纸、杂志和书籍中。像如今人们普遍仅把宋忠元视为一位工笔人物画家，但其实他早年有《出钢》《中山公园》《青岛海滨》等西画作品印行；更有国画的写意风景、人物画《昆明滇池》《写挑战书》《峡谷遇友》《上市图》《山溪放筏》《伐木队》《款待亲人》等作品发表。其他几位先生也同样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精彩作品图片，用于历史研究特显珍贵。方增先为了给学校水印工厂作复制之用，1961年曾重绘《粒粒皆辛苦》一画，图片发表在《浙江日报》；1978年为了办画展，又再画了一二幅。而《说红书》一幅，也可以看到至少二三幅相似的作品图版存世。诸如此类的图像材料，用于讨论画家作画的真实意图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尽管找出来的很大部分图版都模糊不清，只能看个大概，但老先生们早期这些重要又稀见的文献，毫无疑问应该好好地整理和研究，因为对他们中很多人的细致考察基本都付之阙如。纵使如黄宾虹的研究，王伯敏、洪再新、王中秀等一大批重要学者已进行了深广的文献梳理与艺术本体的讨论，但是很多发表于1949年前刊物上的图像并未充分论及；而像解放后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雁荡写生”等图，背后也含有不一样的旧事。我想辅之一两篇文章，把老画家们相关图像的来龙去脉，包括创作、参展、出版及流传等情况进行简略的钩稽梳理，会助于加深我们对具体画家及其作品的认知；很多旧图片的挖掘，还可以有助于存世作品的比对鉴定。

　　当然，由于材料庞杂，个人能力浅薄，书中所收材料肯定不全且未必稀见，主要关注的也仅是各位画家的一些“早期作品”。这个所谓“早期”，并非一定意指画家的早年，像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等人，就包含了新中国初期的作品。而在陆俨少那里，这个“早期”还涉及到了他初任美院教职的时期。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对书中研究对象的选择，除了材料多寡的考量外，多少还带点我个人的情感。像周昌谷的女儿周天绛是我美院图书馆的同事，尽管我刚来任职的时候，因她已请长期病假而未曾得识，但2009年她突然在医院病亡的时候，凄凉到是我和同事把她护送到殡仪馆，陪她走最后一程。我感觉自己似乎与周昌谷悲惨的命运产生了交集。而像朱颖人、吴永良、童中焘、吴山明诸位老师，则常能在有关潘天寿先生的各种纪念活动中见到，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但老教授们都是那么温文尔雅，极具师长风范，令人心生崇敬。当然，美院还有像陆抑非、陆维钊、邓白、王伯敏、孔仲起、叶尚青、杜曼华、刘国辉、王庆明等一大批中国画名师，他们也都有待后人去好好研究。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虽知道历史研究不至于冷漠到不能论感情，但归根到底，艺术家还是要通过他的作品来说话的，最终真正打动人的也是那些略带沧桑感的，记录着时代信息的图像。正如陆俨少在《昌谷周年祭》中写道的：

　　艺术贵有生命，一个艺术家，当其生前，震铄人口，及其身后，而泯然不彰者有之，或十年二十年后，无人论及，澌焉俱尽，则又比比然也。翳考其故，类不能自立面目，无所创获，优孟衣冠，承绪逐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