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一辈革命美术家，庄言于1915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少年时代在扬州度过，受扬州书画风气影响，喜爱绘画和书法，早年曾入上海美专学习西画，后在扬州任教员。除了画画，他也喜爱写诗和音乐，曾组织过扬州读书会和扬州音乐会，是一位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艺术工作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作为热血青年的庄言奔赴延安，从陕北公学第一期毕业后到武汉参加保卫大武汉工作，后又回到延安，与力群等举办绘画联展；同年又去山西筹建民族革命艺术学院并任教员，在此期间主要从事木刻版画和诗歌的创作。

　　正如鲁迅曾言，“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在缺乏颜料和画布等绘画材料的延安，只有木刻最适合承担战时革命宣传的任务，成为当时延安主要的美术样式。庄言与其他美术工作者一样从事木刻创作，不仅如此，他在1941年回延安鲁艺工作时，还从汉口带来了一些油画颜料，因此又有了创作油画的机会。没有画布，他用纸版刷上胶代替画布；没有调色油，他用煤油代替调色油，而煤油干得快，随画随干，方便存放，也便于记录和表现瞬间的感受。

　　1941至1942年间，庄言坚持用油画写生创作陕北风貌，陕北的大山大河、窑洞、农民都是他描绘的对象。这一时期成为其油画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一批重要的油画作品，包括著名的《延安军马房》《美丽石窑山村》《陕北农家》《陕北好地方》《陕北庄稼汉》等。1942年，庄言与马远、焦心河在延安举办三人展，他展出油画，其他二人展出木刻版画。今天看这批作品，庄言用油画语言很好地表现了陕北风貌和革命情怀，但在当时的延安却引发了一场“马蒂斯之争”风波。因为这些油画吸收了马蒂斯的绘画形式和色彩因素，画面造型单纯，采用大色块对比的方法，偏重形式美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他的作品不顾革命情绪，过于强调个人喜好。而今天来看，这批油画简括雄浑、朴实厚重，奠定了庄言在中国近现代油画史中的地位，为陕北题材油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抗战时期延安油画创作的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庄言先任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后调入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市美术公司。在此期间他除了主题性油画创作之外，还曾赴朝鲜作战地速写；在1956年访问英国、苏联期间创作了《泰晤士河》，描绘了泰晤士河的景色，后被北京画院收藏。

　　今天当我们面对庄言50年代的作品，如1958年的《栽花》、1957年的《朦胧的井旁》、1956年的《泰晤士河》《伦敦一家后院》等，画面色彩明亮、笔触明显，重视对于外光和环境色的表现，明显受到西方印象派风格影响。1960年代初，他曾赴福建海防前线写生；1961至1962年间的作品具有很强的速写感和即兴感，画面整体，重在大块面表现。这时期的画作中的人物形象有趋于平面化的倾向，更蕴含中国味道。

　　庄言1965年调入北京画院，成为画院最早的油画家之一。1978年，他创作了大幅油画《黄河饮马》，画面背景以粗犷概括的油画笔触营造了大气凝重的气氛，更凸显了黄河饮马、问鼎中原的气概，也使这幅作品成为他在北京画院时期创作的主题性绘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庄言赴中国各地写生，在海南岛创作了一批具有南国风情的油画作品，如1982年的《南海日出》《海南的冬天》《绿色的诗》等，这批作品显现出其艺术风格向速写式的、朴素、简洁、大气的风格特征回归。由于受到北京画院中国画创作学术氛围的影响，加之他一直具有书法功底，因此在这一时期，不仅创作油画，还尝试了诸多中国画和书法创作，尤其到了后期以中国画创作数量更多。

　　其后，庄言曾任北京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在美术界和油画创作界具有较高声望和艺术影响力。他作品中的色彩光影表现力和简括雄浑的艺术风格，不仅为新时期初期的油画创作界所称颂，今日看来，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油画创作风格与教学路向的发展。而这也正是作为新中国初期著名油画家的庄言，为画坛和时代留下的深深印迹与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