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6版）

　　第三种范式即常见的“文人屏风”包括人物、鸟兽、山水屏风等。它是使用者心像的投射，或表现尊贵身份，祥瑞气象，或展示林泉之心、渔樵之意，在鸟飞鱼翔、见山见水的“屏风”世界，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可游可居。如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中有“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乘黄”乃《山海经》中的神兽，气象不俗，与主人形神相近。又如晚唐曹松《夜饮》“满屏珠树开春景”，蔼然佳气，清光直射，令人身心愉悦。

　　五代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是第三种范式的典型作品。横贯目前的是尺寸夸张的超大山水屏风。画面中刻画了贵族文人在山水屏风前宽衣解带、于披卷勘书之暇掏耳自娱的悠然神情。画中屏风三叠，绘有青绿山水、田园茅舍、烟云迷雾，展示了主人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的陶然白日梦与平淡天真的性情。

　　每个空间的主人都会为自己的居所配置合适的屏风与画面，以投射自己的审美与情趣。北宋末年画论家邓椿提到，徽宗不喜欢北宋郭熙为宫廷所画的屏风，悉数换上“古图”。米芾《画史》中则记载，宋仁宗曹皇后偏爱李成，“尽购李成画，贴成屏风”。苏轼也试图购置喜爱的画家作品，坐卧相随：“近有李明者，画山水新有名，颇用墨不俗，辄求得一横卷，甚长，可用大床上绕屏。”

　　还有些异域风情的屏风也值得一提，同样与主人的格调与追求相一致。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油画屏风《桐荫仕女图》，被认为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宫廷油画屏风，传为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中国学生所绘。画面以一点透视推开近大远小的纵深建筑风景，注意光线明暗的表现和投影的刻画，色彩柔和淡雅，给人以真实可感的视觉感受。屏风另一面有康熙皇帝御笔临写董其昌的《洛禊赋》，可见中国皇帝对有透视变化的“中国式的风景画”的偏爱。乾隆时期，西方油画倍受青睐，被广泛地作为宫廷装饰，不少传教士油画家应召入宫承旨作画。

　　素屏与砚屏

　　有着物主人的人格映射

　　当人们意识到屏风的重要，便颇费心思，以悦己愉人。据史书记载，在西汉皇室的宫廷里，曾使用过璀璨斑斓的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以及杂玉龟甲屏风等。《太平广记》称，西汉成帝时，有一次臣下向皇后赵飞燕进献三十五种贡品，其中就包括华贵的云母屏风和琉璃屏风。汉代《盐铁论》提到当时富户，“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费心耗力，可见一斑。在权贵们的审美影响之下，动用了各种罕见的贵重物品去镶嵌、装饰屏风，比如金银、珐琅、水晶、珍珠、玳瑁、象牙屏风等，极尽奢华之能事。

　　文人墨客的一席“素屏”，在一众华美的画屏之间，也显得皎然不群。白居易《三谣·素屏谣》写道：“素屏素屏，孰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可见其身心的洁癖。有好事者将这位素屏居士形象雕绘在他心爱的屏风之上：“须白面微红，醺醺半醉中。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卧疾瘦居士，行歌狂老翁。仍闻好事者，将我画屏风。”白居易所爱的不施彩饰的白色屏风，素以为绚，蕴藏大美。明代文人也多爱“素屏”。唐伯虎和文徵明的图卷上就多见素屏，犹如画面的留白，别有真气流衍之妙。如唐寅的《茅屋蒲团图》中，舍内人端坐茅屋蒲团之上，面对茂林修竹，天开图画即江山，背后洁白的素屏，映照山川风物。天何言哉，四季行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明代画家文徵明的《高人名园图》也约略近之，主人背后阔大的素屏，无一物处无尽藏也。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目光，开始关注起精致而诗意的日常，此时已有流行小型的枕屏和桌屏，颇见雅致情趣。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钿屏十事”记载王橚为了确保自己官运亨通，向权臣贾似道献上“螺钿桌面屏风”十副，并且“图贾相盛事十项”，大加颂扬。贾似道见之大喜，每每宴请宾客之时就出示炫耀。可见送礼之人心思缜密巧妙，也可知精美的桌屏十分讨喜。

　　除了小巧的枕屏和桌屏，相传苏东坡与黄庭坚为了防止日光或烛光投射墨汁的余光伤及视力，还设计出更风雅实用的、适合文人空间的砚屏，受到友人们追捧。宋代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就记载了此事：“苏东坡黄山谷始作砚屏，砚铭既勒于砚，又刻于屏，黄山谷有‘乌石砚屏铭’”。古时研墨辛苦，把砚屏搁在案头，除了避光，也为了挡风的需要，以减缓墨汁变干的速度，同时减少周边的干扰。以“实用”立身，以“守墨”为己任，同样有着物主人的人格映射。

　　“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给朋友元稹的句子。他还把元稹寄给他的诗“凡一百首，题录合为一屏风，举目会心参，若其人在于前矣”。那密密题诗的六曲素屏，与无数梦寐般存在过的屏风一起，或传之四方、或转入地下，埋藏着流年心迹，记述着风尘往事，承载着千年风雅。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