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章发展史来看，隋唐时期完成了中国印史上又一次制度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内容是行政系统的官署公印替代先前的官职印；官员的任命凭证及等级标志不再由职官印章承担；印章使用方式以钤朱淘汰了封泥之制，由此形成了与此前秦汉印迥然不同的形制体系。

　　一、隋唐官印的制度变革

　　开黄初年，隋文帝在继承北朝制度与传统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改革，随着原本附着于官印的等级标志和授官凭证功能的分离，官印的内容渐由职官印演变为官署印。职官印的内容为官吏本身的职称，官署印的内容为官府的名号。官署印为官府所有，不属当官者本人。官吏授命时，朝廷不给印章，但到职后，接受前任移交之印。官员卸任时，转交给后任。

　　随之，隋唐官印形制明显变化，除帝后的御玺形制和字名另成规格外，其余官印均为鼻钮铜印，上至省、部、下至周、县、体式一致，皆自名“印”。钮式与材质的简化是适应官署体质的自然现象。

　　钤朱的用印方法，在隋唐普遍地使用，印泥的制作技术也已经解决。从现存敦煌文书上的大量唐代印迹来看，色泽多仍清晰可辨，可见当时油性印泥的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近世发现唐、五代官私印出土时带有印匣的已有五例。有的印匣底部还带有朱色残迹。孙慰祖先生在上海博物馆对五代“立马第四都记”印匣底部的朱迹送往鉴定，证明的确是印泥的干结物。由此可见，印匣既存放官印，又兼储印泥，唐代官印的使用方法由此可得。

　　隋唐朱文大印的式样基本固定，阴面均为五、六厘米左右，全用朱文，印边与印文笔画的粗细差别不大。

　　隋唐官印的体系一变秦汉官印的体系，改为朱文和印形增大，从根本上说，这是适应钤朱取代封泥之制的客观要求。况且由于简牍的废止，封泥已不再使用，官印钤于纸上，朱文较白文醒目，也易于施盖清晰。官印增大在纸上蘸色钤印可以更为醒目，而封泥方法的废用和官署体制的确立，使印形增大不再成为障碍。

　　二、印文与制作方式

　　隋唐官印的文字均采用小篆，但既不是秦汉印专用的缪篆，又不是规范的秦代小篆。有人认为这种篆书是不懂篆书的印工生硬搬套的即兴发挥，但笔者认为它引入了北朝墓志篆额一路的小篆。而唐中后期的印风，趋于妥实平稳，篆法比较圆熟，力图避免前期的自然散漫之风，与当时擅长篆书的名家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李阳冰的“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以及史维则、翟令问等，皆有作品传世。

　　再者，有人将“之”字作为区别隋与唐官印的标志特征，这个看法，首先是由罗福颐先生提出的。但现在出土的印章显示，唐官印添加“之”的现象比较多见，他们常出现在县署印中，不加“之”的现象依然存在，故不能以此作为区分隋与唐官印的标准性特征。

　　隋唐官印的制作方式，有直接铸文，有二次铸造（焊铸）和凿刻。直接铸文和焊铸的印文，过去常被混为一谈，认为隋唐官印皆属“蟠条印”。笔者认为，从隋唐官印的印迹来看，绝大部分隋唐官印属于直接铸造。由于“蟠条印”的工艺有所局限，遇到繁密的印文难以普遍使用，甚至在运用过程中脱落笔画。凿刻的工艺，也比较少见，如“平琴州之印”。

　　官印的背款，也是隋唐印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现在确定为隋官印的四方印，皆刻有年款。而唐官印，除了少数几例刻有释文字款外，大多未再延续刻款的做法。有人怀疑隋代的年款为伪刻，罗福颐先生先前认为：“其说容或可信”，之后又明确指出：“均是古董商人所伪刻”。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制作风气的转变，隋唐官印在背款上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确的制度。但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唐印中，又有许多的陶瓦印，这些陶瓦官印也有中央、地方两类。与铜印风格基本相同，可以看出其中有的陶印并非地方自制。过去认为唐代没有殉官印的制度和习俗，但这几方印皆为陶质，其用途显然不可能是实用之印，应是殉葬专用印。

　　从篆刻艺术的角度看待隋唐官印，一方面应该看到秦汉古印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已基本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应该看到，隋唐官印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对后世印章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