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些文艺批评家批评文艺在灾难和疾病面前是无力的甚至是无效的。歌德曾经说过：“大自然把人困在黑暗中，迫使人们永远向往光明。”歌德的这句话恰好就此观点作了回答。他的这句话具有辩证立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提示了灾难和困难只是暂时的；二是人们面对灾难和困难的时候虽然艰难，但不要消极失望，需要具备积极向上的精神意志。我想疫情期间，这应该就是文艺家创作的动力所在，文艺作品的现实意义所在。

　　不知不觉中，新冠疫情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之久，全国各地的文艺家创作了不少的抗疫题材文艺作品，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丰富，可谓达到了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主题创作之最。这其中虽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创作的问题比较集中，震撼人心的精品力作还是缺乏，审美品格不高。希望能够与广大文艺家们展开交流与讨论。

　　一、巧妙选材，凝练事件的可读性和典型性

　　从近几年的抗疫题材的作品看，大多数美术作品通常集中在抗疫一线的常规事件上，如防疫人员做核酸现场、防疫人员离别场景和防疫医护人员特写等几个内容和情节上。大多数作品创作形式高度重复，内容严重撞车。事件过于常见，表达过于直白，缺乏艺术性。文艺创作有一个重要的美学属性就是情节的可读性和人物的典型性，尤其是主题性创作则显得更为突出。常规事件不是不可以表现，但常规事件往往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是最难表现的，也具有挑战性的，需要艺术家以一个巧妙的安排和独特的视角合理切入才会出彩。一旦落入俗套，便会索然无味，毫无新意。

　　在看似平凡机械的抗疫一线工作中，每天都悄然无息地发生着不平凡的事情，艺术家需要多深入生活，多关注生活细节，关注人的内心，要以一双发现的眼睛发现生命的脆弱、痛苦与坚韧，揭示人性的责任、正义、大爱，同时也可以体现出现实的矛盾性，折射人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立体性，点燃事件的可读性和形象的典型性。而不是一味参考新闻照片、网络资料或者是手机随拍，其内容空洞、司空见惯，所呈现的是人物的单一性和普遍性，无力的加油和苍白的赞美，以致作品不生动，不感人，和观众无法产生共鸣。

　　二、拓展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和艺术性

　　在近三年的抗疫美术作品中，比较常见的是国画、油画和雕塑等创作门类，以写实的创作方法比较普遍。写实主义从二十世纪初自西方传到中国，一直是中国主题性创作的主导力量。欧洲从二战之后，就陆续有了除了写实风格之外的，具有战争、疫情和灾难的主题性倾向的各种风格样式的美术作品，而中国直到现在，除了诸多抗战题材，此类作品比较少见。

　　写实的方法虽然能反映抗疫人物、事件具体细节的优势，有通俗易懂、老少咸宜的识读特点，但是确有事无巨细、过于繁琐的局限，最为突出的是内容和形式过于集中，写实技巧大同小异，有高度重复雷同之嫌。美术创作的表现方法丰富，艺术表达多样，除了写实，还有写意、表现和抽象等等，都可以做尝试，其实无需局限于一种风格样式。任何的表现方法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作品是否已经表达准确，是否达到审美的共情，接近创作所表达的对象本身存在的意义。美术创作的材料和工具也有很多，除了国油版雕，还有如丙烯、综合材料、科技产品等等。材料和工具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大大限制了艺术创作的艺术性和创新性，导致了审美表达的普遍性和单一性。这些方式方法的尝试与拓展，也许可以避免文艺作品千篇一律而导致的审美疲劳，使审美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甚至是耳目一新。然而，这不一定对所有艺术家管用，但是对有些有胆识、有勇气，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可能有用。

　　三、在疾病和灾难反思中提升审美品格

　　新冠病毒对于人类来说，是一次对个体生命彻头彻尾的生理考验，同时是人类社会面对自然进化终极去向的拷问。作为本世纪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在医学角度讲，文艺家的确是无能为力的。人类科学的认知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有限的。面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和可操控方式也是极为有限的。疫情反弹需要医学界继续认知和研究传染对象，文艺家则可以在生命意义上进行反复追问，在社会学意义上进行重新审视。因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故遵循客观，尊重事实，需对生命的懈怠和生活的苦难进行反思与批评，反思当下，警醒后人。

　　中西方有不少反映灾难、疾病的优秀代表作品，如德国画家保罗·弗斯特的铜板画《罗马的鸟嘴医生》，法国写实主义画家普桑的油画《阿杜杜德的瘟疫》，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席勒的油画《家庭》，西班牙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的油画《轰炸格尔尼卡》，中国现实主义画家蒋兆和的国画《流民图》，周思聪的国画《矿工图之五》等作品。这些经典美术作品对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反思与批评，直击心灵，震撼人心，在灾难和苦难中警醒与反思，表现形式多样，以悲剧美学升华美学品格。这一方面的创作形式、角度和经验，值得当下广大文艺家思考与借鉴。

　　文艺作品的审美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工作，文艺家需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表现生活。在现实生活与挫折经历中，从内心出发，从人性出发，从国家发展出发，从人类共同命运出发，不断提高创作修养，锤炼人格担当，才会创作出不愧于时代的具有审美品格的优秀作品，彰显国家文艺工作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