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物”？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说，文物是人类文化成就物化的见证，是中国人的骄傲的话，那么，这是因为文物是“可信、可亲、可爱”的。诚如著名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孙机先生所言，将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总括起来加以回顾，就会发现古人的发明创造不计其数，从天文数学到农田水利，从烧砖制瓦到驾车造船，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更不要说丝织、造纸、冶金、制瓷等世人普受其惠的诸多发明，正是这些成就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一件件文物，承载着源远流长、从不中断的中国历史，吸引着观众去解读、探寻。文物为什么“可信”？这是因为考古发现属于第一手资料，不带有主观意志。就比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因为“可信”，因而才据此而将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惊叹，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华文化是延续至今而且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当我们趸拥着虔诚恭敬之心而与包括这些典籍资料在内的珍贵的文物对视、交谈时，透过承载于文物身上的优秀历史文化，既让我们深深理解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明所从来”，由此激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赋予我们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感，又将引导我们“知其将往”，思考过去、展望未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共情共鸣呀！

　　文物，也是“可亲”的，许许多多文物尽管时空久远，但它终究与过去人们的学习、劳作和生活日常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交集，只要细细涵泳、摩挲，我们在还原中自能充沛感受到其的历史温度、文化温情和工艺温润。须知道，“古代文物，尤其是其中的物质文化资料，纵然多半是日用品，和重要历史事件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却是人民生活的见证、科技水平的标尺，是其所属时代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孙机语）。更何况，由文物自身的传承性和创新性所决定，它们还生生地映照着今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这是一份多么难能可贵的“可亲可近”的情愫！对此，我自有着深切的体会。比如每每去世界成熟瓷器的发源地绍兴上虞的一些古窑址参观，每走过一处越窑青瓷的古窑址、一个残品和碎片堆积场，我都似乎被一种特殊的磁场裹卷着。尽管它们早已成了残品和碎片，但在我观之，它们的造型与釉色，都有大地的赤诚、太阳的温暖，都同人、人心、人性的审美价值有关。哪怕一个简单的符号，都是古人点缀平常的生活、贫瘠的日子的需要。在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上虞禁山窑址”，除了碎片，我还看到了出土的产品标本，均为成熟青瓷器，器型包括樽、簋、洗、盆、灯、罐等近30种器型，且胎釉质量高，装饰华丽，尤其是纹饰诸如弦纹、水波纹、菱形纹、直线纹、网纹、布纹、叶脉纹和贴印铺首、爬虫等的印划、镂贴等，可谓集青瓷纹饰之大成，而制作与装烧工艺更趋成熟而高超。我为此而产生极其震撼的感觉——既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越窑青瓷的故乡而自豪，也为它曾以母亲瓷的身份影响过其他古瓷的发展而骄傲。而更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仿古的青瓷产品还是植入现代创意元素的青瓷作品，竟然“青春焕发”而与当下人们有着最亲密的互动。

　　过去，在人们的印象里，文物总是过时落伍、刻板僵滞的东西，换言之，文物似乎并不可爱。其实，这是一种深深的误解。如果能够还原其原貌，解读其初衷，或许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文物其美其趣，定然能令我们耳目一新而爱不释手的了。现藏于绍兴市上虞区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吴越国越窑青釉鸳鸯瓷砚滴，由上虞下管镇同郭村出土，通高11.5厘米，长16.5厘米，器型为一只蹲伏鸣叫的鸳鸯。这只鸳鸯瓷砚滴，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对鸳鸯性格特点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又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自然界和生命的尊重和崇敬，也体现了他们在审美上的追求和对美好的向往。

　　文物所承载的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与情感，千百年不渝，就在可信的字里行间，可亲的日常琐碎，可爱的历史碎片中，这注定也是能够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的强大逻辑基础。而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则必然是保障和促进文明生生不息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