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发现晋简，使得藏匿千年的汉晋墨迹面世，由此拉开了简牍的研究序幕。1913年，罗振玉从沙畹处获得斯坦因发现的简牍资料，并与王国维一起重新分类考订，于1914年编成《流沙坠简》后，寄往寓居上海的沈曾植一份。从此墨迹章草书进入了书法家的视野，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章草书迈入了新的篇章。尤其是居住于上海的沈曾植、李瑞清、郑孝胥等人，旋即将《流沙坠简》奉若珍宝。

　　在此之前，前人的章草书范本基本为刻帖类，沈曾植曾感慨：“《急就章》自松江本外，世间遂无第二刻本。松江石在，而拓本亦至艰得。余求之有年，仅得江宁陈氏独抱庐重刻书册本耳。”

　　可见在此阶段，就算有研究章草书的宏愿，也难以施展。但在同样的境遇下，上海与京津地区呈现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上海的沈曾植见到《流沙坠简》后就认为：“简牍为行草之宗。”郑孝胥也感慨：“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密尽泄。”李瑞清也称：“章草久已失传，余近见《流沙坠简》，欲以汉人笔法为此体中兴也。”在上海，类似这般见到简牍后发出如获珍宝般惊叹的人非常之多，并获得简牍后纷纷付诸实践，并快速传授给学生。如沈教王蘧常“当悬臂拓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式”。

　　而在同期的京城不乏章草研究者，罗振玉于1919年回国后定居天津，卓定谋还是章草书方面的收藏大家等，与京城书家们来往频繁。1923年，惊呼简牍的面世乃“书法之密尽泄”的郑孝胥也来到了京津地区，可这些简牍执牛耳者的到来，并未像上海沈曾植他们那般，因几张《流沙坠简》的图片，便引起轩然大波并改写历史；也未如王世镗见到简牍之后，直接用简牍笔意去临摹《爨宝子》之类。

　　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但其主要因素是他们相对较保守，或更有兴趣将简牍作为考证历史的根据，如瞿宣颖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书评中说：“近年流沙坠简出世，学者无不晓然于西汉人之已通用隶草。故知书体之几迁必赖实物之证明而可见。”其关注坠简于历史或文字考证的作用。林志钧在《章草考》序中，提出章草书的“三美”中“笔下有来历”“皆有法度”“起止易辩”“使转随意而不伤狂蔓”“笔画视隶与楷皆简”“平正流速”等，主要讲章草书在规范及便利书写方面的优势，涉及风格、情感、格调一类艺术的概念较少。

　　作为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主事者卓定谋的《自青榭丛书》汇集着京津地区章草家们的智慧，其包含八本与章草书相关的著作及字帖，为章草史之最，但与简牍相关较少。可见1914年简牍面世后十几年后，京津地区对简牍章草书的研习并未形成规模。

　　卓定谋的《章草考》与沙孟海的《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都成于1930年，皆是此期章草相关代表性的成果，但两书中对待简牍的差异，可折射出北京与上海两地定义章草书的区别。卓定谋《章草考》之《章草之源流》一节，基本是将历代代表性的有关章草书源流的观点进行罗列比较，基本是沿用前人的思路，提及简牍较少。而沙孟海《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完全不同，其中根据当时流传的实物及与去实物不远的摹本，具体列出了“草的胚胎期”与“草的成熟期”的代表字帖（下文列出了今草的胚胎与成熟期，可知此处所说的“草”是指章草书），其中将《流沙坠简·屯戍丛残》中的神爵二年简（《杂事类六》）、五凤元年简（《簿书类十四》）、五凤二年简（《烽燧类二十五》）作为“草的胚胎期”的典范；将殄灭诸反国简（《简牍遗文》二十一）、建武诸简之一部分（均见《屯戌丛残·禀给类》）、汉章帝《海咸河淡帖》、张芝《秋凉帖》等作为“草的成熟期”的典范。沙孟海将简牍作为章草书从胚胎至成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一点为卓定谋所忽视。两人研究章草书视野的不同，正是20世纪前期两地对待章草书的关键区别。

　　当然，也不是说京津地区完全没有偏向简牍风格的章草书，像国语统一筹备会中的一些汉字改革者对简牍反而很感兴趣，如钱玄同、刘复、魏建功等。但钱玄同等由于受文字改革立场的制约，其《日记》中记录了对于简牍章草书的关注也是起伏的过程。如曾于1917年购《流沙坠简》；1922年买得姬觉弥《重辑仓颉篇》（其包括《流沙坠简》中的《仓颉篇》残简），之后再提到《流沙坠简》便到1928年了。而且为了实用文字的规范，这一期间提到刻帖类章草书的次数明显要多于简牍。不过，他们将文字实用与书法艺术区分得很开，依然在书艺上取法简牍章草书。钱玄同和刘复都偏向将简牍、写经体中的隶意融入日常的楷书或隶书之中，其行草书中亦带有明显的章草书意味。魏建功是钱玄同的学生，也受其影响，热爱书写简牍与写经体，但他更为彻底，其作品中萧散简远、灵动空旷的简牍意味非常浓郁。尽管如此，与上海相比，整个京津地区书写简牍的时间相对较晚，大约晚十来年。

　　这一“迟疑”这与两地的政治文化差异有明显关系，鲁迅《“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说，上海远离帝都政治中心，相对而言在一些事物的选择上更为自由，且为了追求商业特色或价值，猎奇出新的心态更为明显，此时鬻字作为一些书家的主要谋生手段，“其情状显”也是非常正常的。诚然，“求变”本是书法发展的重要动力，书法史也是在一次次对前人和现状的思考与“改变”之中前进的。沈曾植学习简牍之后，“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也是源自书法本身的发展所需。综合上海“商”的特征，书法内部的要求，个人选择上的“自由”等因素，使得此地的章草书呈现缤纷多彩的状态，如沈曾植、马一浮、沙孟海、王蘧常等书风相差甚远。

　　相对于上海章草书的“自由”状态，京津地区对待章草书略显“保守”和“迟疑”。虽然清室已去，但生活在皇城根下拥护传统的书画家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在面临选择时可能会更加顾虑自己的政治立场，以致“其情状隐”。这一心理状态延伸至其书法中，在面对简牍这一惯常碑帖之外的另一墨迹景象时，迟疑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必然知道这些简牍的价值，如叶恭绰称：“学书应以清末以来出土的西北简牍、帛书以及汉魏石刻、敦煌写经为宗。”但他们在书法实践方面并未像其称誉简牍那般积极。

　　当然，此处所说的两地对待简牍章草书的区别，并非非此即彼般的截然不同，两地的章草书关系非常密切，且上海也不都是沈曾植那般特异的章草书风格，李瑞清的章草书意味就较为含蓄。京城的罗复堪也认为“汉简遗文至足珍”，同样取法过《流沙坠简》，只是两地书家取法简牍的程度不同而导致风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