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流失，除了各朝代的正常流通外，大部分属于殖民时代的文化掠夺。或是直接偷盗、劫掠，或是以欺诈的方式非法买卖。文物有其历史的、科技的、艺术的、经济的多重价值，近代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是民族的屈辱记忆，造成大量财富外流的同时，也极大影响了本国文化历史的书写。在博物馆与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需要重新认识流失海外文物的艺术与历史价值。

　　流失海外的文物及其背后的

　　审美取向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几乎包含了所有门类，除了可移动文物外，还有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也被切割盗掘甚至整体搬迁。按照文物分类分析，可以看出流失海外的文物反映出西方与中国既有相同、又多不同的审美取向。

　　流失海外的文物首先是以圆明园所藏为代表的宫廷文物，“材有美，工有巧”，最具国宝价值，且雅俗共赏，代表了中国古代工艺文明的高度。除此之外，流失数量最为庞大的不是传统艺术中极被重视的文人画，而是诸如陶瓷、青铜、雕塑、石窟壁画及造像等各类工艺美术。它们往往工艺技术水平较高、耗费材料与工时较多，最能呈现出艺术文化稳定、恒久的状态，它们更受西方掠夺者重视。

　　在这些品类上，西方起步较早，抢先挑走了那些制作最为精致、保存最为完好、工艺水平最高、历史价值最大的部分，除了无法带走的文物如建筑、石窟外，留给国人的往往是残损、破旧、零散、价值较低的部分。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文物面貌的认知，以至于到今天，在大多数的国人印象里，文物都有着历经千年沧桑的残旧感，当面对那些保存如新的文物时会不自觉地产生陌生感甚至真伪之疑。当然这些流失文物中不乏上世纪的伪造，还有因过度去除锈斑（“洗澡”）后的变新。

　　文物史、艺术史书写的

　　定名与话语权

　　西方面对大量劫掠来的文物，除了鉴定真伪、统计目录外，还有展陈问题及相关的研究，率先形成了对区域国别史的叙事与书写。西方有关中国文物的博物馆收藏与展览，所催生的中国艺术史的早期书写，是国际汉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有关学科、专业的概念和研究范式，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对本国艺术文化的研究和书写。

　　其一，改变了画史一家独大的格局，增补了其他艺术门类的历史。与西方美术专业包含建筑、雕塑和绘画的门类对比，中国古代美术史主要是绘画史，既有最早的绘画通史著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又有清代绘画著录大成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和画学文献大成的《佩文斋书画谱》。但随着西方艺术史研究成果的引介，以及本土书写的模仿、独立研究，今天的中国美术史著述已经包含建筑、雕塑、陶瓷、青铜、石窟、漆器、竹木、园林、陵墓甚至城市规划等各个门类，美术史的边界在不断拓展。

　　其二，西式的定名方式影响巨大，导致了本土中国美术史研究“行业标准”的失语。首先就是命名的问题，属于传统名物学研究的“为名找物，为物定名”，有着对典籍文献与文物都要熟悉的难度。西方学者采用了以外在特征描述文物的命名方式，如汉代的博局镜被命名为TLV镜，因上面有类似英文字母的T、L、V符号；又如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非衣”（一种丧葬用帛画），被西方学者按其外形命名为T形帛画，因其外形上部平宽、下部窄长而类似英文字母T。这些命名被沿用百年之久，是西方以其文化领先优势所形成的话语权的学术输出。

　　文物见证了国家历史的发展，承载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那些艺术水平较高的文物更反映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天才智慧。故而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曾说：“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书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词之书和艺术之书。欲理解其中一部，必以其他两部为基础；但尤以艺术之书最值得信赖。”相较于实践传承记忆的行为之书、历史文本记忆的言词之书，文物艺术之书更是直指民族的本真与心理。流失海外文物造成了本国艺术与历史书写的缺失，还导致了学术话语权的旁落，这是需要迫切展开与专门研究的沉重课题。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