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志祥

　　列宁曾经给“范畴”下过著名定义：范畴是认识事物之网的“网上纽结”。这个定义至为精辟。认识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思想，我们既可从美学家着手，也可以从范畴切入。如果说美学家是标示美学思想发展轨迹的坐标，那么范畴则是编织美学思想之网的纽结。在每一个纽结身上，网络集聚着诸多概念、命题的群落，诸多不同的纽结相互联系，共同织成了美学思想体系的大网。然而就美学研究的现状来看，从美学家及其著作入手描述美学史的著作多多，以范畴为抓手阐释美学史的著作则尚未见到。不仅国内尚无《中国美学范畴史》这样的著作，而且国外也没有《西方美学范畴史》一类的著作。近日，朱立元先生和王振复先生各自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和《中国美学范畴史》出版了，两书的问世无疑为学术史的积累增添了新的成果。

　　范畴标志着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它离不开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又是对大量个案研究的提升与超越。当我们肯定两位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和《中国美学范畴史》的创新价值时，不应忽略两书所源出的以往从美学家及其著作入手、包含着大量个案研究的中西美学史成果的奠基之功；而当我们肯定此前大量个案研究的奠基之功时，自然同样必须充分注意到两书的深化推进之功。朱先生的《西方美学范畴史》从他本人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以审美活动为中心，选择了26个审美范畴加以历时考察，不仅使其美学涵义的源流演变得到系统梳理，而且使其赖以生存的西方哲学、文化背景得到彰显。这26个范畴之间不是并列的、互不相关的，它们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哲学基础范畴”；第二组是“美学学科系统的主干范畴”；第三组是“具体审美范畴”，从形而上的本原逐渐过渡到形而下的具体形态，构成了西方美学范畴体系的大厦。与朱先生的写法不同，王先生的《中国美学范畴史》则依据他对中国美学的独特理解，抓住“气”、“道”、“象”这三个基本范畴及其辐射、下辖的范畴群落来揭示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动态行程。诚如他在《导言》中所指出：“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气、道、象’所构成的动态三维人文结构，由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与艺术学意义上的‘象’所构成。这三者，作为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本原、主干与基本范畴，各自构成范畴群落且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中国美学范畴的历史、人文大厦。”以此观照历史，作者认为，先秦至秦汉，是中国美学范畴的酝酿时期；魏晋至隋唐，是中国美学范畴的建构时期；宋元至明清，是中国美学范畴的完成、终结期。全书据此分为三卷。历史与逻辑、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是两书共同遵循的方法。不过，如果说朱著在贯彻主体美学观时更侧重于西方美学范畴客观意义的还原，那么，王著则在兼顾“历史优先”原则的同时更侧重于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体现了更为强烈的主体色彩。前者为人们认知西方美学范畴提供了某种“工具理性”，后者为人们体认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独特思路。

　　《西方美学范畴史》朱立元主编

　　《中国美学范畴史》王振复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