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读小说，一来文章冗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二来，文章的可读性太差，除了谈情就是说爱。只有中短篇的偶尔一翻，大多失望，也就更少看了。《美术报》3月24日刊发的署名文博的《虎娃、张疯子现象》一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篇带有小说意味的书法批评，读后感慨良多，短短几千字竟把书坛的弊端一并托出，颇给人以一种无奈的伤感和思考。联想到当下很多所谓的书法批评家和其大作，虽挂着“学术”的牌子而不知所云，文章处处彰显作者的“才子气”，以读者读不懂为荣，而忽视文章本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不仅批评力度有限，甚至脱离书法本体之外，更与书法现状无关，这样的书法批评家和理论家多一个还不如少一个。

　　在我看来，文博先生的《虎娃、张疯子现象》，是对书法批评叙述方式的一种有效尝试和突破。文章这种叙述方式直指社会生活，将书法中的人移植到自然生活中，它的指向是多元的，读者可以把文章当成一篇小说，也可以把文章当成一篇另类的书法批评。不管怎样，文章中的这种现象却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场景中活生生地存在，鲜见有人把它的利害提出来，落实文字，形之于文，进行反思。我们似乎对现实处境中的一切习以为常，但不可以熟视无睹。

　　“虎娃”的形象无疑是书法界现代版的“伤仲永”，说真的，我读后叹息之余，竟感到自己不也如此吗？把大好时光用来写字，连本科也去读了个书法专业，这是他的悲哀，还是自己的悲哀？文博先生提出的是一个对书法本身意义的问题，这不是《非草书》那样以晋升仕途为标准，而是更高地站在了书法发展过程中文化层面，尤其是对当代书法界文化含量日益稀释的角度来审视，是近忧，更是远虑。

　　小说中的主人公“虎娃”不能说没有学书的天分，但由于这种天分在得到老师表扬和获了几个小奖以后，膨胀的虚荣心致使他休学去专练书法。可怜天下父母心，一心望子成龙，以为虎娃凭着那些表扬和奖项就能一定成为将来大家。休学攻书，是如此的盲目和功利。天下的事，想做不一定就能做到的。要成为一代大家，个人努力是一方面，也需要很多的机缘，何况舍去文化和传统的“休学攻书”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不由地使我忽然想到清代张得天的一句话：“一艺成名，皆有福分，不特天资与学力也”，梁任公也说，“数因成一果，”并不是一心练字就可以出个大家的，佛家说：“执着是惑。”确实，“虎娃”在惑中，他的父母在惑中。这个惑看上去就像是美梦，醒来以后面对他们的可能却是现实的残酷与无奈。师长的表扬原是善意的鼓励。而比赛本是与艺术水准无多大关系的“竞技场”，这个“竞技场”的主办中许多已经是以利润追求为目标了。很多人利用比赛，以“人人有奖，个个交钱”为准则，到处忽悠，到处敛取钱财。而“虎娃近几年他获了很多奖”，以此为成功的坐标，实在可悲可叹，也是对那些偶获小奖却自以为是者的无言讽刺。

　　“虎娃”之外的张疯子则是个忽悠者，一个忽悠书法，并以忽悠了的书法再去忽悠民众的人。他一个半文盲，通过找“名人”作宣传，以“张疯子”招牌为噱头，这两点，基本包括了忽悠中的借名人抬高自己和走极端以哗众取宠。再加上他的仿电脑书法清楚、易认为百姓所认可。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一方面能触动百姓的好奇心（“张疯子”的噱头）、崇敬心（满屋的“名人”题字）；另一方面，清楚、易认的字也符合了百姓的审美的大众性。这也反映着当代艺术品市场，尤其是书法艺术市场的混乱，这与恶意的宣传炒作和艺术鉴赏水平不高息息相关。但话反过来讲，书法作为文人艺术，他的欣赏者并不是面向全部大众的，而应该是知识阶层才是主要的参与者。如果需要大众接受，就必然是具备大众文化，符合于大众的艺术审美趣味的作品。目前书法文化的稀释，或者个性张扬的极端化表现有时候可能是和大众的艺术审美有相吻合的地方。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一个值得堪忧的问题。

　　文博先生在文章中除去对两个主人公的刻画外，字里行字反映着书坛这样那样的老问题和新情况，如：艺术教育两种极端化倾向；学生书法取法的误区；书家为赚钱而改学画画；还有对艺术工作者表面的捧杀和背后的棒杀，林林总总，熙熙攘攘。读之，才明白为什么虎娃、张疯子会“横空出世”，实在也有其环境的使然。

　　文博先生在文章最后说：“不知若干年后的‘虎娃’会不会成为今天的‘张疯子’？”言辞之中不无担忧。只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倒很是“乐观”。因为‘虎娃’对书法的理想和执着，与“张疯子”是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并不认同张疯子写的就是书法。只要他还执着，他就不会沦为张疯子，否则那他也就不再是“虎娃”了。那么，我们又希望他为谁呢？是“虎娃”？是“张疯子”？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