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之说，此言可谓不无道理，但又并非绝对，因为既善书，又善鉴的古代优秀书家并不鲜见，像米芾即为最典型之一例。但即使是他这样的书法大家和鉴评大家，有时在他口中也不乏偏激之论，这当然与他的个性、艺术观点等大有关联。而后世人对他的评价亦见仁见智，各说不一，由此可见，作书难而赏鉴尤难！至于此种细节，因不是本文讨论之重点，故不一一。

　　而提及当代书法批评(包括创作批评、理论批评、书坛现象批评和书法批评之批评)，就不免引出很多话题。

　　由于当代社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外加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书人功利思想的泛滥，使得当代书法批评步履维艰，不尽人意。具体表现为两个“杀”字，

　　即“捧杀”与“棒杀”。可能目前“捧杀”更甚于“棒杀”，因为“捧杀”尽管也是“杀”，但“杀人不见血”，而被“杀”者大多只知其“捧”，不知其“杀”，大多乐于接受，因此，虽然“捧杀”之风愈演愈烈，甚至“人仰马翻，血流成河”，但众多“被杀”者并不见有明显的觉醒，反倒在各种“过誉之词”面前，欣然接受那些骇人的封号与头衔，仿佛“大腕名家”，俨然“一代宗师”。

　　而“棒杀”则不然，哪里有“棒杀”，哪里就有“反抗”。且因“棒杀”之角度、力度不同而“反抗”程度及方法亦各有不同。依笔者之分析，凡“棒杀”，大抵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因人废书”型，一种为“因书废人”型。

　　“因人废书”型体现为，或被“棒杀”对象不是自己“流派”或“主义”内者，即使人品不成问题，但因主张不同，风格有别，为争夺书坛“权威”计，故“杀”之；或因被“棒杀”者人格操守多有缺失，即使书艺可观，亦不得不“杀”之。这就与书史“封杀”蔡京、秦桧等奸臣之书相类。但无论如何，“棒杀”是要担风险的，尤其是同时代人互相之间，此情尤甚，一不留神，就“官司”缠身，口诛笔伐，你来我往，纠缠不休，“火药味”十足，有的甚至会演化为互相之间的人身攻击，像上世纪90年代《青少年书法》上因“王镛、郭子绪”的所谓“章体书法”而进行的那场周(俊杰)李(尚才)论辩，就令人至今记忆犹新。而事实上，那种人身攻击式的“争论”不论以哪一方“败阵”而告终，本质上都丝毫无助于良好批评作风的树立。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搞得太过离谱，也就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个笑柄。

　　其实，在书法方面，提出批评与对待批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本质上来讲，批评是对书法创作(也应包括书法理论)的呵护，是一种更深更高层次上的补充与延伸。真正的书法批评绝不是那种不顾客观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对某一书家和某一作品的全面而客观、理性而正确的评价，是一种欣赏信息的良好反馈。对从事批评者而言，要具备较高的审美眼光和艺术修养以及职业良知。而对被批评对象来说，更需要一种豁达，一种胸襟和气度。如何批评以及怎样正确对待批评，则能够反映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艺术品位与综合素质。

　　而当代书法批评就恰恰暴露出这方面的诸多严重问题。

　　从人际关系上来讲，其中相当一批从事书法批评者，在进行批评时，大多避重就轻，净说些不着边际的套话，用到谁的身上都合适，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对网罗书坛人际关系来讲，倒的确不失为一条“上策”，但却不是真正的书法批评，真正的书法批评因人因书而异，讲求个性风格，能够切中要害，有的放矢，从而让批评对象在此后的创作方面有所感悟与收益。

　　从批评的水准上来讲，一些从事书法批评者，因自身素质及修养所限，目光所及，难免偏激，多从个人好恶出发，以偏概全，以点代面，造成随意性批评，这同样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书法批评。

　　还有一部分从事批评者，完全出于“谋食”之需，其批评态度与视角完全受功利思想操控，说话往往指东打西，言不由衷，充其量只是一种廉价的附和与鼓吹罢了，与真正的书法批评毫不相干。就书坛目前状况而言，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这也就是时下书坛“名家”、“大师”铺天盖地的根源所在!在这些“好好先生”口中产生的所谓书法名人，都含有较大的“水分”，人们应慎重对待之。

　　另有一种不良现象，即批评者在选取批评对象时，有意制造“轰动效应”，或大挖噱头，故意选取某些书家的平常之作进行评论，进而对该书家下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结论。如某人撰写的《书法门诊室》一书，就系此种类型。如果照此评法，恐怕能耐住推敲，经住考验的书家就所剩无几了。

　　笔者以为，书法批评，有比无好，此其一；书法批评，宁缺毋滥，此其二。如此说法似有矛盾，而实不矛盾。一个书家，一件作品，面世之后，无论文野雅俗，总得有个说法。毫无争议的作品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是像《兰亭序》和《祭侄文稿》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概莫能外。如果没有正常的批评，也就等于没有真正的欣赏者。但批评又是遵循一定原则和规律的。面对书家也好，作品也罢，书艺人品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尽管我们不提倡那种因人废书的作法，但国人“因人论书，书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很难动摇，只观其书，不问其人的批评方法，恐怕也不易为人们所首肯。因此“德艺双馨”还是人们普遍而一致的愿望。至于那种“因书废人”，牵强附会，随意安插“罪名”，对作者人身肆意攻击之作法，尤其令人厌恶!

　　再就是批评对象选取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书法人都可以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只有具备代表意义的书家才可能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因此，从批评对象的选取也可以窥见一位批评家的学术品位。那种为“谋食”之需，逢人就“批评”(只说好话)的如同“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式的作法颇有点生意场上薄利多销以招揽顾客的味道，因太过随便，故缺乏批评的典型性，这种批评也就显得意义不大。

　　如果一篇批评文章缺乏学理性、针对性、客观公允性以及批评个性，这样的文章就是十分平庸的，因为只是套话连篇，泛泛而谈，读过之后，不能给人以启发和警示。

　　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书法批评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或“捧”或“棒”，都不是批评家应有的态度。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但除此之外也与批评者的主观因素有关。物质生活再怎么丰富，如果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得不到相应的净化，则这种恶性循环仍将延续。虽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但在当代商品经济社会背景下，这一褒一贬之间，却又包含着多少人情世故，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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