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书柬:设计之 公共与个体
■中国美术学院 连冕
元旦后至今,身在柏林。除了完成手边的任务,便是感受一个同样不断在建设中的远邦都市。稍显遗憾的是,冬季的积雪裹挟着泥水和废物,以及不时出现的狗儿们设置下的“障碍”,配搭上阴霾的天空,让优雅的“欧罗巴之心”(Europa-Center)变成了并不宜人的脏乱街区。可我并不常听到柏林人的抱怨,即便是旅德已有一段时日的华人朋友,似乎也不太介怀。
柏林自有其美好的一面,作为陌生的外来者,我这感受应该是一种“水土不服”吧。然而,我很快发觉,在此类情绪里面,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劲儿,即当我们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时,常常会依据个人的意志进行片面、武断,甚至是无端的批评和指责。当然,落实到中国人身上,这还是一项特殊的“本领”——我们乐于通过表面现象便企图一眼“看穿”所谓本质,并沾沾自喜,更周遭炫耀一番。这样的心理倾向影响并部分形成了一类特别有趣,但在某些情状下又显得荒诞不经的“学问”,诸如相面与堪舆等等。
正像我在前面几篇专栏文章中述及的那样,我不认为它们是绝对的伪科学。其内,肯定有若干年来祖先们不断积累下的种种朴素的自然和宇宙经验。可是,我们若对这样的世界观不加控制,那实际倒真是在推动一种畸态的社会“厚黑学”的泛滥。
而设计也是同样。它是一项精密的工程,不单体现在处置形态上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其功能和用度。所以人们往往可能接受外表上的些微不足,但一如心灵那样,面对作为设计品的“本心”的功能,我想,多数情况下,人们一定会承认其之败坏才是最大的恶疾。可是,我们往往又会暂时因为设计品,甚或他人某些独特外表的诱惑而展现出“足够”的、对于恶的可笑“包容”。
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在游移中找寻自我,但却常常无法最终清晰地表达到底想要什么。设计所赋予其自身的使命,尽管正是希望解决如此的难题——也即,设计是一种实存的手段和艺术,同时也是生活的更新者、再造者,它必须负担至少是精神和物质两方向的任务,才能最终破茧成型。
不过,从另一面看,我们却又总是过分强化设计的个人性,宣扬并追求设计对于自体的特殊感受。当某些无聊且无法告人的“功能”,因为偏执和过度的索要不得满足时,我们又总是将一切统统无理地浸入愤恨与嫌隙的深海——为何这样、为何那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喋喋不休……
事实上,设计尽管往往由呈现为个体的设计师完成,但它最终必须面对的,是被抛掷入社会,接受更大范围的检验,并倾听必要的善意回馈。可是,其间的两难恰恰还在于,如此的公共性又须建立在一种独特的个体价值之上,它由具备公共特征的个体创造、改进,并最终返归到由个体组成的公共当中。
所以,设计有时成了人人都可评头论足、指手画脚的专门物件和泛化观念。至于我,自然愿意接受设计的“无界限”性,一如我愿意接受并给予一种对于人生的无尽的关爱和悲悯。但,“设计”绝非任你在一条已经修建好的宽阔通衢中,想当然地肆意奔逐而不顾其余。
我不得不说,设计是一种特制的自省镣铐,更多是通过公共与个体的互为关系,完成一种非定式的教育行动。真正优秀的设计师应当是一位谦逊的,能够良好调控公共价值和个体意志之关系的学习者与教育者。他对于世界既不放弃,也不宽纵,将由种族和万物身上所汲取的养分,用以滋育新的人与新的世界。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冬天的柏林,台湾友人W携我步入市南的圣马太教堂墓地,我们想要凭吊19世纪中期下葬于此的格林兄弟。不过,明显簇新的墓碑,让我无法即刻与流传经年的童话联系在一起,小小的骨殖龛位与土坡之上众多未知名姓者连做一片,伴着零落访客深深的凝视与回望。
沉寂过后,暮霭里的辉光在我们离去的那一瞬射透覆雪的松枝,漾开远方教堂阵阵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