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乐平数年前从我攻读书法学博士，完成博士论文《敦煌书法综论》，去年已由浙江省社科联资助、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近又送来另一课题成果——《元朱文印论谈》，交于我面前。粗读一过，文理清通，颇觉神爽。可以看到他近年来不但注重教学与创作，同时也勤于学术研究，故为之欣慰。

　　中国文学史上，汉乐府和唐宋诗词，深深影响着国人的审美情操，沉淀为民族的文化基因，研究者自然众多；而同样艳称于史的秦玺汉印，却是沉寂千年，直至晚清兴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印章更兼有文字和视觉的双重美感，其价值非同一般。商周以降，秦朱汉白，各展华彩，不仅历代印学家以为旨归，学术研究也是不断结出新果。尤其近年来，印章的材料更是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佐证价值，贡献甚大。

　　印章的风格，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审美崇尚有着很大的关联。印学史上有两个重要时期：战国古玺印时期与秦汉印时期，前者险劲多变，后者端方大度，均为印学的源头——后来学者汲取其中一点，便可逐渐生发出个人面目乃至时代特征。而元代的朱文印，史称“元朱文”，也是这一源头下的活水，且是在印学史由盛转衰的历史条件下突起的，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元朱文印风肇始于汉，萌芽于唐宋，定型于元，而盛于明清，专精于近世。为何如此描述，理由有三：一是北宋以后，文人书画风气的兴起，直接导引了印章的审美风气。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米芾等人是否亲自倡导过印章的创作，但在《书史》中曾就书画鉴藏用印说过“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将书画鉴藏印引导到细边细朱文的风格上来，即有很实际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赵孟頫作为元代书画领袖，慧眼卓识，以汉印醇正质朴为归，提倡元朱，从者自然为众。二是元代出现的花乳石，易于奏刀，王冕自篆自刻，其乐融融。这是元之前的文人无法享受到的。软硬度适中的石材的出现，是元朱文风格得以完美表现的关键。其三，元朱文印在审美上是唯美、唯精、细腻的，可比之商周青铜器纹饰，除实用价值外，更有欣赏上的愉悦。虽有制作上的难度，但又非纯粹的工艺式的精美，而是需要两个方面的支撑：制造技术与审美境界、内在学养的结合，如此方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如赵孟頫的几方自用印“赵孟頫印”、“赵氏子昂”等，明眼人一看，便可领略到赵氏之构思与学养，非一般人可达。

　　在我看来，元代朱文印的代表性作品较之后来的圆朱文更为纯正、朴实。后世印家大多在“精”这一点上下功夫，而缺失了原有的质朴。明代文彭的“七十二峰深处”能承赵氏衣钵，惜所作稀少，无法窥得明中期文人的好古情怀。清代邓顽伯、吴让之、赵之谦，以“圆”易“元”，婀娜多姿，成一代风气。浙派诸贤，力追秦汉，古意盎然。至民国赵时桐，风雅可掬；西泠前辈王福庵，停匀密合，健刀稳准，尤善多字印；平湖陈巨来融合元明章法，超迈前人气度，赵时桐赞为“海内元朱文印第一人”，确不为过。元朱文印在陈氏手上，亦雕亦琢，至精至美，是这一风格的巨匠。因此，元朱文印作为秦汉之后印章风格的奇葩，绚烂多彩，受到众多学者和印家的关注，说明它确是很有价值的，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乐平贤契选此课题展开研究，我还是十分赞赏并支持的。

　　总体而言，此书不仅有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文字清新，言之有物，而且诸多关于元朱文印创作的议论，亦能切中要害，诚为可贵。作者多年以来也一直在探索元朱文印的创作，所作颇显古雅，为青年印人之佼佼者。作为其导师，既欣其所著，更乐其执著的学术追求。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