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般的理解，笔墨与时代应有所联系，即石涛所言的“笔墨当随时代”。问题是：用什么样的笔墨随，怎样随？是坚持传统的材料、技法加新内容即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还是另辟蹊径？以中国画为例，晚明以后西洋画渐次传入中国，清季民初有不少学子留学海外，国内新兴艺术院校也普遍开设西画学科，因此造就了如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一批中西绘画兼擅的大画家。无疑，他们用了新式的笔墨和图式，在扩大中国画的边界的同时也消解了传统根基。因此，坚持传统的潘天寿批评徐悲鸿、蒋兆和体系的中国画“线条一摸，明暗就打架”。但不可否认，“美术革命”与“文艺大众化”使文艺的形式与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时代性明显增强，涌现了高剑父、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傅抱石、刘文西、杨之光等一批引领新时代风骚的画家。在2009年“百家金陵”中国画论坛上，我肯定了清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时代与新笔墨，遭到某老先生的批评，其大意是新中国以来的主流笔墨已经背离传统，而当时“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而现在，又有了郭西元的“长城说”，他以古老长城比喻中国画的边界，主张坚守传统并抵制西画的入侵。

　　傅抱石曾有名篇《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虽然在当时可能是命题作文，但现在回看还真的有些道理，政治的介入确实在题材与表现技法方面有了革命性的变革。《××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这样的文章今人还可以做，题目中的××，可换为“材料”、“观念”、“经济”、“民生”、“中国梦”、“威尼斯双年展”等若干个给人无穷想象的词。

　　中国的道统意识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就东方艺术的代表中国书画而言，传统的超稳定所带来的保守性不言自明，因此自清季以来如同近代史一样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不断受到挑战也不断变幻着精神内核与图式面貌，艰难地适应着变幻的时代，从工具到材料、精神内涵到画面程式都与传统书画有了巨大差别。尽管如此，在改天换地的媒体革命的今天，今人包括美术学院的专业学生对曾经的笔墨传统已相当陌生，不少人拿起毛笔可能一上来就是狂魔乱舞，或是进行西方嫁接、时尚再现。当下的书画有着两大任务，一是承扬传统，再是在此基础上适应时代的更新与推进。显然，这些问题相当棘手而且充满悖论。

　　传统笔墨与时代生活如何相得益彰，确实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出于对精英性的传统翰墨的承扬，批评某些娱乐性的书画，如老干部书法、狂怪乱野的“当代实验”，批评某些不太健康的艺术市场，如绕过基本艺术水准的明星书画、乾隆印章等高价拍卖，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又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事实：懂这个行当的人越来越少。各种建设性的努力，如编著一本又一本的美术年鉴、出版系列作品集和论著、上档次的拍卖场保留完整的图录和价格……在海量的资讯面前，这些努力也未必能够成为时代主流记忆，这才是真正让人担忧的。在西方，已有了艺术史“终结”之说。当下的美术，究竟在时代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有着怎样的未来？除了经济价值，是否还有真正作用于时代的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在当下丰富而多元的时代条件下，每个人都面临着各自的时代、时尚，还有各自的笔墨。尽管如此，依然可以有所作为。清初“四僧”，曾以一己之力留下充满创新的作品，静待历史的选择。他们的“笔墨”（含画学思想、画面程式）并没有亦步亦趋地以集大成的所谓“画学正宗”——“四王”为标杆。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来的研究者拨开主流画学迷雾为他们浓重地写下一笔，将这些逆时代而动的独领风骚者提升到时代层面，甚至成为时代号角，而“四王”反倒沦为了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