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茀之先生晚年最喜爱用的印章有三方，一方是“不服老”，另一方是“打破常规”，还有一方则是“宁作我”。这三方印章最能反映吴先生的高尚品格和绘画风格。

　　美术界的同仁都知道，作为浙派花鸟画大师，新中国浙江画派的教学体系创始者之一吴茀之先生早年所学的是吴昌硕大写意，30岁以后，由于多方求学，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宗旨，他和潘天寿一样，渐渐地摆脱了“昌”（硕）气，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创自家风格。他自29岁起，给自己的名字“吴士绥”改为“茀之”起，在经亨颐的提示下，决心走自己开辟的路。经亨颐说他的作品很“昌”气，为什么不努力摆脱？因此，他在上海艺术毕业创作“水心图”（神仙富贵）起就像自己的指导老师许醉侯称赞的那样，决心近师缶翁，远追复堂、石涛一路，进而表现出具有自己面目的东西来。

　　他给自己取名为“茀之”，茀字本义就是在寻找“福”之路途多荆棘，要经过披荆斩棘，经过磨难，多方磨炼，才能到达成功或辉煌之境地：亦师亦友的潘天寿已经走自己的路了，我怎能步先贤的后尘，没有自己面目的东西，这不是太没有出息了么？所以他从改为 “茀之”之日起，就一直在“吾将上下以求索”。

　　从艺专毕业后，先是在艺专任教，觉得不满足，主动请求到苏州、淮安等基层去磨炼，到“扬州八怪”活跃过的地方去寻找创作灵感，深得艺专刘海粟校长的赞同和鼓励。数年后又回到艺专任教，在近十年的艺术执教生涯中，自己的创作风格成熟多了，大大有别于先前的艺术。后又在潘天寿主持下的同立艺专执教和艺术创作，和潘天寿朝夕相处。在福建师专艺术执教三年余，他的作品无论是内容和风格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成熟，并别具自成风格的大家气派了。

　　直至抗战胜利后复回杭州时，吴先生的艺术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美术界，特别是在国立艺专（随后是中央美院华东分校，后为浙江美院、中国美院），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可谓是三大家，三足鼎立，名噪一时，誉满全国。

　　画家的“个性”常常很特殊，甚至从其简单的签名亦可以看出。吴茀之欣赏“石寿画语”中的一句话，“我之为我，自我自在。”他一直在寻找，以何让人知道，此是我而不是别人呢？

　　1962年冬天的一个夜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古典文学专家、学问很好的侄孙吴战垒先生来看望他。吴先生与他谈及近来关于艺术创作的思考，其意是要学习石寿所提倡的创新精神，敢于突破前人的作品，要有自家面目，正想刻一方闲章以供使用。侄孙战垒心有灵犀，回寓所后，当夜去读了古籍“世说新语”。过了数日，战垒又登门拜访与叔祖谈艺。谈话间，他提到近来正在读“世说新语”，他读到“品藻第九”；其中有桓温与殷浩的一段对话：

　　桓问殷“卿何如我？”

　　殷答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战垒告诉叔祖，“宁作我”一时间跳入眠帘，询问叔祖“最近想要作的一方闲章，篆文以‘宁作我’句如何？”

　　吴先生略加定神，当即叫绝：“好，宁作我！”

　　不日以后，吴先生把这意图告诉了自己的同事诸乐三先生。诸乐三先生乃“诗书画印”四绝之人，听后也甚为高兴，欣然应诺：“茀之兄要刻此方闲章，我还能推卸么？”

　　不出一个月，诸乐三先生将精雕细琢的一方白文方印闲章送给了吴先生，先生大为高兴。此后，凡有大作，只要内容和风格特异的，他都钤上这方闲章，使画印相得益彰。

　　后来，诸乐三先生的入室弟子、篆刻大家刘江先生在写《诸乐三评传》中评论此方闲章时，写道：“宁作我”一印取汉印篆法，又取邓石为之浑厚篆意，故显出笔意墨趣之生动自然。尤其是“宁”字最后一笔向左，“我”字最后一笔向左下，两笔互有照应，使全印紧聚而轻松；在轻松的空间，两主笔互有情致的表现使全印不仅亲密团结，极富有友邻之间的和谐情趣。

　　诸乐三先生自己则在边款也题为：

　　“……茀之兄命刻此印用自勉也。

　　癸卯之四月

　　诸乐三作客于湖上”

　　吴先生的这方章，可说是他画品和人格的写照，也是吴先生和诸乐三先生友谊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