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友人、作家张建国将王育红的《楹联隶书卷》一书转送给我，开卷顷被汉朝隶书独有的艺术气息迷住，徜徉其间，似乎走在远古的康庄大道上，目及之处均是丰收的田野和自信的容颜。

　　然而，对艺术遗存的积极解读者还是现代人——一个年轻的书法家，他所立足的工业社会，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对待一千多年前的隶书刻石，以审美的视角细细读来，又换成另一种话语形式，复活着古人的高洁精神。他说隶书“无非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载体来表现我们的性情”。注意性情二字，对审美主体来讲，没有比这两个字更重要了。

　　我喜爱隶书，因此我不同意“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形式”一说。一个多元的审美格局，如竞技体育一样排出座次，显然是一种愚蠢。我不知道王育红的书法观是什么，但我切切实实看见了他对汉隶整体艺术风格的把握。李有来谈到自己学习行草的体会时，言下笔之前，心中自有魏晋。此语易解，无非是学习古人的书写技法时，要感知流逝了的古代社会情境。这样的继承，既有技法，又有文化。慢慢沿袭下来，中国的书法就活了。王育红的路也是这样走的，他杜绝在一块碑、一个字里寻找投机的可能性，他笨鸟先飞般穿梭在不同风格的碑刻之间，站在现代的艺术立场，进行细致解析，一笔一划地融入到历史之中。

　　进去是为了出来，当代书法万万不能离开古人恩赐的遗产，但我们又不能守着遗产不敢逾雷池一步。所谓的继承与创新，其实就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术辩证法，何年何月都有效。王育红演练隶书的特质，鼓动隶书的风韵时，常常附上一段按语，短则十余字，长则百字，以平实的文笔把自己临习、创作的感受一一道来，有时具体到用笔的轻重、粗细，有时也有一种形而上的眩晕。不过，一边看字，一边阅读，就有别样的审美快感产生。这等功夫，场面上的书家是不具备的，把线条的表现一旦强调到极限，就会极大混淆人们对书法艺术的正确判断。而这时，我就觉得王书、王文难能可贵。

　　时下对书法常有争鸣。有人强调书法的文化含义，又有人推崇书法的视觉效果。对艺术的争鸣，是价值体系多元化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不过，我主张书法应该靠近文化，或者说书法是文化的艺术，而不是表现的艺术。书法作为综合艺术，它的线条仅仅是一种载体，视觉艺术元素的构成，必须有文学的、史学的、甚至是书法家主体情感的介入，最后形成风格化与人格化相统一的文化现实。王育红刚逾而立之年，技术功力扎实，文化准备充分，学习书法、创作书法，达到了一个被专家和读者认同的高度，以此发展下去，王育红甚幸，中国书法甚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