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治中国书法史的学者都承认碑学的重要性，但相关的系统研究却寥若晨星。关于这个课题的中文学术成果，笔者目前所见的仅有廖新田《清代碑学书法研究》一书，和为数不多的一些散见于书刊中的论文或章节。在西方艺术史界，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清代的篆书》是唯一详细研究碑学的西文著作。中西学者以往的研究，从政治社会的变迁到学术风气的转变，从晚明书风的影响到书写工具的变化，探讨了碑学形成的多种原因，对我们了解碑学的缘起和发展贡献良多。然而，对碑学在17世纪开始萌芽的复杂过程，至今缺少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本书旨在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1607-1684或1685)的研究，对促成17世纪书法品位转变的诸多因素，作一历史分析。傅山在生前就以学术成就和书画造诣闻名。他生活的年代不但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和17世纪所有和碑学萌芽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艺术尝试，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写连绵狂草、作草篆、刻印、玩异体字，他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并留下不少颇能反映当时文化趣味的杂书卷册。由于傅山的书法作品同时呈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因而成为我们观察中国书法在17世纪嬗变的最佳窗口。

　　本书对17世纪中国书法的探讨，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当教育在晚明得到发展，一般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提高，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印刷书籍，导致了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间更为频繁的互动后，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位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除了采用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

　　本书虽然是一本艺术史的著作，但它也为其他学科的读者而作。本书在努力吸收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期望它的问世能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本书所论晚明大众娱乐活动和通俗读物对书法经典观念的影响是一个相关的学术课题。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阶层是创作、欣赏及收藏书法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主要是文化菁英的艺术。当晚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与俗的界线变得模糊，即使是书法这种高雅精致的上层艺术，也受到通俗文化的影响。

　　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本书在探讨清初书法中的追本溯源的现象和学术界的考据风气的关系时，花了相当的篇幅描述17世纪山西学术圈的成员及其学术活动，以及傅山和陕西、河北等地学术领袖的交往。这对清初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或许也能有所裨益。

　　傅山一生与明末清初的政治、学术、艺术的重要事件和潮流密切相关，本书将其近80年的生涯分成4个时期，并且分析每一时期的书法和当时政治、学术思想的关系。虽然这一分期方法并没有严格地以傅山书法作品的编年为叙述顺序，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有效地描述和阐释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