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的语言结构是由字形、线形、刀法、章法等组成的符号系统，是作者思想、才情、功力等的物化显现。印人们在长期的学习创作实践中，从传统文化与经典作品中汲取言说方式与语义意象，融入个人的气质禀赋，形成了“这一个”的叙述方式，倘若有着一定的审美价值，便会走向成功。王永民过去的篆刻语言使用较杂，说明了他还在篆刻艺术的海洋中游弋，选择着自己登陆的岛屿，而近作则有了较为明显的个性化倾向，讨百家米煮自家粥，把博采过程中积累下的语汇组织成个人的语言构成系统，筛选出适合表述自我创作激情的叙事方法并与自己所要表现的形式——内容相合无间。

　　一、线形的形变，点画交接的松动，构字部件的装饰化等，是王永民篆刻近作的常用基本词汇。如白文印“苍莽天真”、“利名乃为一鸿毛”、“世文印信”，朱文印“有德者必有言”、“上党行”等等。这些印中，点画骨健肉腴，气韵苍劲；起止的方圆藏露极尽变化，线形起伏曲直，律动感强；点画交接处多呈轻粘松动状，若即若离，使印章增添了几分疏朗空明。一些封闭的小空间如“口”、“幺”等化方为圆，化完为散，或作装饰点状处理，既有着卡通般的活泼时尚，又多了几分戏说的阅读趣味，化严肃为轻快，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

　　二、突出矛盾冲突，强调印面的视觉张力。如点线的曲与直，敛与放，转与折等，使其言说方式有着沉着与痛快、爽朗与含蓄、旷达与精微等多层面、多寓意的表现。如朱文印“太行浩气”、“长安无欲”、“广远印信”，白文印“砚田清气”，等等。其中的曲直冲突，敛放对比，转折反差等十分惹人注目；大斜线的激烈摆动与跳荡，使印面充满跌宕、倾仄、骚动的不安因素，而横画的平直取势与字轴线的垂直与重心的凝聚，又使全印归于沉稳；而在长曲线的圆转中，经常出现急折断线的节点，使流淌的韵律遇到休止符倏然中止，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妙用。

　　三、心手双畅、刚柔相济的刀法是王永民近作中基本语汇的又一亮点。印章中的刀法因人而易，或显或隐，或强化或弱化，前者如浙派，如齐白石；后者如徽派，如黄牧甫，皆与印人的审美情趣与话语方式相关。时至今日，刀法混一，切冲披削无不用其极，遂有学圆朱文专事修摹与效滑石印滥施刀斧的极端，而更多的人是在中间这个广阔的区域内游刃有余。王永民治印用刀在通而不肆，柔而不媚之间，细朱文如“云起云飞”、“来日方长”、“永无止境”等虽稍有缭绕之感，尚得婉转遒丽之致。而粗朱文与白文印则尽显用刀沉着痛快，畅酣淋漓之旨。如白文印“山水无言”、“双战私玺”、“清节”等等。用刀的藏露方圆，切冲摆动果敢有力，中节和律；锋颖爽锐，雄秀苍润；情感的浓烈与技巧密度融合无间，印家有“刀头展翅，石上飞花”之言，此之谓乎?

　　四、篆刻由来重章法，为语言表达之大框架。前人曰：“章法须次第相寻，脉络相贵。如营室庐者，堂户庭除，自有位置，大约于俯仰向背间，望之一气贯注，便觉顾盼生姿，宛转流通也。”（清·袁之俊《篆刻十三略》）。当今印人尤重章法，并将姊妹艺术中的平面构成纳入篆刻章法的视野，所以形式感特强。王永民近作的章法多取秦汉印与清人印作成法，而辅之以现代构成意识，于平衡对称，排叠错落处得会心一笑。偶有以奇险为之者，如朱文印“司马光”、“永乐宫”，白文印“海观印信”等，于不平之平，歪歪得正有会心处，皆出手不凡。这在一些印的疏密处理中亦见用心，如白文印“苍莽天真”、“晋商文化”、“山野厚民风”、“古来佳丽艳情多”、“五谷丰登”；朱文印“一颗禅心世事淡”等等。通过留红与布白，块面与点线，欹斜与平正，残破与整肃的对比、呼应，强化了印作的整体视觉效果。但个别印作在章法上还存在着碎、花、浮、散的弊病，如白文印“变化学秦印”，朱文印“耕耘者之歌”等。

　　五、前人于篆刻重字法，甚至有所谓“同章则不杂于制度之精神矣”。（明·潘茂弘《印章法》）。当今篆刻比之前贤最大的突破，便是字法上的不拘一格，或大小篆杂糅，或镜铭砖文的借用，或任意增减变异，有的则用如适合纹样而不惜牺牲字的正确结构，以致错谬百出，不堪卒读，流于时弊。王永民近作不免也受今人习气影响，如“变化学秦印”之“变”字下部任意挪移而与“力”混淆；“得力汉官印”之“力”则因随意省简而成“又”字；“一颗禅心世事淡”中“禅”字示部篆法亦误……

　　古人云：人以一粟之迹，泛沧海之世，驹阴有限，百年一瞬。一生之足迹，化为功业、言论、品行、文章、艺事……人行人殊，成为大千世界。王永民笃志篆刻，以印作为人生足迹，斑斑点点，心血汗水，尽在其中，印证着他跋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