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书法家序列里，王国维不在其次。作为著名学者，他不以书名是极其正常的。尽管王国维弱冠习书，遍临秦汉魏晋之后的优秀碑帖，又得其父王乃誉的亲授，眼界开阔，臂腕灵稳，所书字迹颇重“高格”。但，终因他的学术成就所淹，使天下士子少议其书。

　　提及王国维的书法，就需提王乃誉。他生于1847年，卒于1906年，字与言，号纯斋，居家以后改承宰、娱庐。青年时曾在溧阳县当差，父丧便退隐乡里，以读书教子为乐。返乡的王乃誉带回一些书籍，其中不乏论及金石书画之书，王国维在父亲的指点下，逐一披览。王国维评介其父说，乃誉公曾尽窥了各家所藏宋、元、明、清书画，以至碎石零金，成了真正的收藏迷。退隐田园的王乃誉生活淡泊，仅靠祖传的二十多亩田地为生，余下的时间就是习字、刻印，鉴赏书画。王国维说王乃誉“书学禇河南、米襄阳，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王乃誉良好的文化修养，自然会对王国维的学习提出格外的要求。他除了督责儿子学好私塾课程，以备科举考试之外，还亲自“口授指划”，让王国维写诗题对，临帖习字，鉴别书画古器。在临帖上，王乃誉教导儿子以“笔、墨、力”作为书法的“三字金鍼”，亲授悬腕、运笔、施墨的功夫，期望达到“气韵生动、趣味闲逸”的美学境界。在鉴赏方面，王乃誉强调“毋为重名所骇，毋为秘藏所惑，毋为古纸所欺，毋为拓本所误”，父亲的“鉴赏四毋”对王国维日后的治学影响颇大。

　　王乃誉指导王国维学书，目的是为了科举，而非是当一名书法家。即使王国维成为学术界的大师后，自己也从不写大字和条幅，也未见谁人称其书家，所留墨迹，多是笺书、文稿、信函。有意思的是，无意成书家的王国维，恰恰是因一幅扇面，一首咏史诗，偶然得到罗振玉的赏识，才得以迎来人生的转机。在东文学社学习的王国维手书了一幅扇面，录有自作《咏史二十首》中的其中一首——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罗振玉看到后，喜出望外，对此，他说：“公来（东文学社）受学时，予尚未知公。乃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公《咏史》绝句，知为伟器，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少年并不得志的王国维，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里，依靠家学，开始崭露头角。应该说，罗振玉对王国维的成长，是继王乃誉之后起到重要影响的人物。

　　王国维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治学范围广泛，涉及经史、文学、戏曲、考古、文字等学科，是中国近代屈指可数的大师。也许王国维的时间多半被读书、著述占去，很少见到他的可供悬挂的书法作品。他的墨迹，基本上是书稿、尺牍、笺书、便条等，幅度不过盈尺，字型只有一厘米大小，结构谨严，章法疏密得当，笔力遒劲，做文章读，铿镪有力，当书法看，赏心悦目。仔细欣赏，不难感受到作者的文化修养、人生阅历、人格操守，以及作者对书法艺术的理性认知和技术把握。王国维是较早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又认真考释了道光、咸丰以后出土的“三代重器”毛公鼎、盂鼎、克鼎，以及虢季子白盘等钟鼎彝器铭文，融会贯通了“地下之学问”与“纸上之材料”，撰写了我国学术界研究甲骨文的代表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遗憾的是，在王国维留下的墨迹里，没有见到他写的甲骨文。这一点，他与罗振玉不同。同样为学术泰斗的罗氏，所书甲骨文书法，至今为人乐道。

　　体现王国维书法造诣的是他的小楷、行书。这与他的工作、生活方式有关。王国维写一手高妙的毛笔字并不奇怪，文化开蒙直到功成名就，毛笔是他唯一的书写工具。又何况父亲王乃誉和恩师罗振玉对传统书画、古文字的真知灼见，左右了王国维对书法的热爱程度。王国维的小楷取法钟繇、二王，起点高，路数正。他重视结构、用笔，讲究一个字、一行字和一页字的协调性，不以怪大，不以奇胜。下笔入纸扎实，点划交代清楚，墨偏淡，却不失沉实，笔力实，又显空灵，富有想象力。王国维是为了写作而写字，他必须考虑所书写的文字内容和阅读者知识准备的对应关系。因此，王国维写字十分收敛，字的重心明确，易读、易懂。他的行书亦从二王中来，又吸入宋人的气息，严谨、精致，线条富于变化，字有动感，与文稿内容相得益彰。学者写字，要求较多，首先想到字是载体，读者感兴趣的是字与字组成的文章，和蕴涵文章中的思想与境界。王国维谙熟中国传统文化，他知道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很少是因艺术的目的诞生的，这些闪耀着智性之光的远古字迹，基本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宗教信仰、情感抒发等现实需求。即使到了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人们推崇的依旧是那些偶然为之的书札，甚至是信手涂抹的便条，其中非功利的文化信息，以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古代生活的还原，引起了后来者的审美共鸣。王国维又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岁月了如指掌，他当然清楚书法传承的技术方式与世俗因素。因此，在书法创作上，毫不迟疑地把自然书写和文章诗赋链接起来，复活了古人在书法创作上的文化习惯。其实，如此的复活，对于已经不把毛笔当成普遍工具的时下，该是何等的艰难。所以我说，就书法学习与创作而言，我们输给了古人。

　　对中国学术界与书法界来说，王国维之死是巨大的损失。刚逾知天命之年的王国维用毛笔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便自沉颐和园的昆明湖。如果他继续活着，我相信，晚年的王国维会拿出一定的时间研究书法，也会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文章、墨迹。在我看来，王国维所书遗书和《人间词话》手稿，则是中国20世纪两篇杰出的书法作品。可惜，我们缺乏对王国维书法的研究，也未能总结大师书法对当下书法创作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