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春季北京房展大会在国贸中心召开时，特邀罗丹的作品“思想者”前来助兴，一份名曰《理想家园》的特刊上印着醒目标题：罗丹传世之作“思想者”来作房展看门人。据悉，多数购房客对这尊置之角落的泰山大构视而不见，而专程赶来欣赏大师杰作的虔诚者在此怎么也找不到含英咀华的感觉。亢直的脖颈与纷乱的展场、绷紧的肌肉与刻意的炒作、沉重的头颅与浮华的包装、紧闭的嘴唇与夸饰的推介间，这尊从１８８０年起便在但丁的地狱之门前一直苦思冥索的思想者，此时又在琢磨什么，无论是到场的不以为然者还是一往情深者，谁又能将这座“代表最苦闷的罪人和最不幸的判决者”（罗丹语）的铜雕与楼盘、地段、价值、面积等等与飞沫一同喷溅的词汇瓜葛一蔓。展会的组织者或许只是附庸风雅想借大师的鸿制造势助威，并以此提升活动的品位，引发众人的关注，殊不知，放错位置的急就章，起到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与将经典之作以通俗形式推播传布，将高雅艺术借现代媒体摊售出的做法还不是一回事。

　　归在古典主义、学院派类的罗丹作品毕竟属于西方主流社会、显贵阶层，与商业性质、百姓生计的房展会显然龃龉抵触、扞格不入，而属于民间的大众情结、草根艺术若抬举到了闻达境域、将相门庭，同样会圆凿方枘、文不对题。当年乾隆下江南，听过王周士演唱的苏州弹词《白蛇传》后倍受感染，无穷余味间于是召他御前弹唱。王周士进宫后或许由于失去了吴侬软语、乡音俚谚的语言环境，失去了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演出氛围，坐食现成却终日不适，于是便斗胆提交了一纸辞呈，乾隆也顺水推舟，赐了个七品官位，放行了。乾隆似乎也明白了，弹词只能在弹词的条件下方能成为弹词，森森宫禁中岂有茶馆瓦舍里的随便，萧萧北国域哪来雨打芭蕉时的柔情，待下次南巡再饱耳福吧。

　　高跷背棍一旦走出窄街曲巷来到大衢广场，锣鼓八音一旦离开民间婚丧进而登堂入室，外加一个西洋式的指挥，你会顿有破绽百出、张冠李戴之感，当年的钢琴伴奏样板戏、芭蕾舞剧样板戏也是如此。放大的剪纸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张贴于广厦之窗棂，否则便会有矫揉造作、扭捏拿腔之嫌，艳俗的唐装只能作为一枚烘托节庆的点缀而存在，否则便会有因袭旧套、不合时宜之过。美乐设置为门铃手机铃声时便成噪音，脂粉施搽于黎黑老妇脸颊后类同涂鸦。什么样的土壤根植什么样的苗木，什么样的天气披挂什么样的衣衫，如此道理看似简单明了、不言而喻，行动起来却每每悖理不断、荒唐至极。传统戏剧适宜表述传统话题，偏就有人要将现代体裁、应景文章嫁接枝头、违时播撒，一会添个大合唱，一会添个交响乐，喧腾过了，嘈杂过了，无奈上座率反而更低。国画有国画的表现范畴，山水树石、花卉翎毛、逸者仕女、楼台馆阁，可就有人在推陈出新的口号下一会摒弃了线条，一会根绝了肌理。当年乾隆在郎士宁完成人物犬马图后，再令本土画师补齐背景，东西渐融、各取所长；当年梁启超鼓吹白话文，倡导的是文白相糅的“新民体”，并非“我手写我口”，一白到底的极端。现如今所谓的革故鼎新者标榜的革新，激浊扬清者自诩的激扬，实际上只是抄袭剽窃了乾隆梁启超们的思想而已，突破的只是前人的尺度，颠倒的只是合适的位置。诸如不用笔墨图画之逐本、不讲语法句式之反串，还是不进行的好；“思想者”下界房展会之误会、王周士荣调紫禁城之尴尬，还是勿发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