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饿了，他首先想的应该是要吃点东西填饱肚子，而某些人若面对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烹饪的话，这些人一定有点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

　　美术批评这一块，这些年来一定是有些问题，因为国内的一些专业者为此在西安开了会议，探讨美术批评的新模式。既然以开会的阵势来探讨新模式，总归要总结、检讨一下旧模式的功过，但这些居然都无人问津。

　　对美术批评这些年的问题，《西安宣言》上有所提起，如：美术批评文本的形态单一；冗长；难读；已经蜕变为什么什么的附庸；被漠视；没有读者；无法产生影响；不能流传下去，等等。但这些和模式有怎样的关系呢？和旧模式有什么关系，新模式又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这些，真让局外人有些不明白。还有，今天的美术批评和图像批评能混淆等同吗，现在的时代就完全是图像时代吗？这样严谨的学者能这样轻率地决定。

　　解决当今美术批评的问题，与探讨新模式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今的美术批评文章的确让人不喜欢去读，好文章少，大多数文章不是捧就是骂，虚假而无文采，虚假而有文采的文章让人心中难受更甚。西安会议，为什么不讨论讨论这个。如今美术界，都是在一个圈子里，要么是熟人朋友，要么是对手，怎样的批评家，能跳出这个藩篱，实事求是地以帮助人为目的地去发现问题、提出建议；而被批评者，有几个又乐于见到自己的问题和缺点被披露于纸面。今天，又有多少美术家的事迹真正值得去书写，他们的画和思想值得去分析和研究呢？画家们都把自己的能力用到别的地方去了。一百多年前的龚自珍，希望能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人才，他周围的人，又怎么能容忍得住。一个不地道的美术家，一篇蹩脚的文章，谁愿意看这样的美术批评？西安会议，为什么不讨论讨论这些，而只是不知所云地讲大话空话，谈中国，讲世界，不知边界。美术批评的市场，已经被假话和空话搞烂了，现在这些始作蛹者不去想着解决这些，却在一片虚妄中轻轻拈出一个“新”字，想在这片领地里重又翻云覆雨。有学者称，若“他们”的《西安宣言》走得更快，就会变成一面旗帜。这个更快，不知道是不是指更新；旗帜，不知道是不是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旗帜，旗帜上是不是也要刻上姓氏。

　　以前，有黑猫白猫论，现在因为与时俱进，好像要补充进绿猫，就是说做出实事来并且环保就好。比如农民，不管你怎么挥锄头，怎样浇水，只要种出多的庄稼、好庄稼，并且是绿色的，那样就是好农民。袁隆平先生，做出了大贡献，但若有人要挑剔他种粮食的模式，那一定会引来诧异，让人怀疑他是否脑子进水。中国男子足球，不管你打什么阵型，433，442，352，甚至1234型，总归要赢，老输，输得难看，球迷就有意见，要骂了，教练也就没有饭碗。写文章，不管你怎么写，文章好就可以了，要顾及什么模式呢？中国两千多年来留下那么多好文章，哪一篇是因为模式的功劳呢？八股文，有好的吗？

　　西安会议的参加者，都是些批评家、策展人、教育家、媒体代表人物，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创举”，在一起玄谈了几日，发表了一份尴尬含糊的宣言。并且，有学者认为西安会议是批评界的一件大事，提议将《西安宣言》刻碑。那样的宣言，这样的学者，不知有怎样的廉耻，居然要立牌坊。

　　童话《皇帝的新衣》，我们知道那个故事里是一场闹剧。而在我们国家，闹剧总是很多，也总是很堂皇，只是我们生活中的群众不能够参与。要参与那样的表演不光要有能力，而且还要过一些关卡，所谓有失必有得，得到的是一些机会，失去的是一些正常的良知和情感。这有点像现在闹得厉害的女演员告男导演，想演戏吗，要付出身体的。

　　西安会议上那些身居要职而侃侃而谈的美术大员，我想我绝不会比他们更耳聪目明，因此我钦佩他们想折腾的毅力和决心与说假话空话时的那种放肆的勇气。今天我们的社会在发展，国家也正在强大，以舌尖为生的学者们应该要去掉一些私心，学会说真话，这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并且多少为和谐社会尽一分力量。